周梦晗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凌河传媒
周梦晗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凌河传媒
周梦晗
作者：孙守道 郭大顺
文章来源：朝阳德辅博物馆
近年来，我们在辽宁西部的朝阳、阜新地区，以及内蒙古赤峰市及其邻区，即主要在辽河流域范围内，陆续发现和辨认出一批(多达上百件)属于红山文化的玉器。这批玉器大件多，工艺独特，造型不限于各地新石器时代常见的珠、环、璧、璜一类佩饰，而以成组鸟兽形玉为一大特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这批玉器中，出现了龙和与龙有关的形象。本文以综合分析这批玉器资料为基础，对红山文化给予重新认识，讨论龙在我国的起源和以龙的出现为一重要标志的文明时代来临的问题。
一
辽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以近几年进展较大。主要成果之一是初步建立起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文化编年，基本划分出同黄河流域文化大体相应的三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以沈阳新乐遗址下层和大连广鹿岛小朱山遗址下层的文化遗存为代表，以压印“之”字形篦纹的陶器为主要特征，有石磨盘、石磨棒等共存，不见彩陶，约距今7000年左右。主要内涵同黄河流域的磁山--裴李岗文化类型有较多一致性，大体处于同一历史发展阶段。
第二阶段，以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的遗存为代表，以彩陶为其主要特征。前者同仰韶文化多所接近;后者既与红山文化有承袭关系，又因有泥质红陶器、彩陶器和磨光泥质黑陶器共存，出现镂孔圈足器，而类似于黄河流域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所经历的变化。
第三阶段，以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早期遗存为代表，以绳纹灰陶甗、磨光泥质黑陶鬲为主要陶器，在个别遗址中发现小件青铜器具，约距今4000年左右。文化特征及演变接近龙山文化到二里头文化前期，社会发展阶段也大体相应，处于原始氏族公社解体到阶级社会产生阶段。
在上述辽河流域三大阶段考古文化遗存中，红山文化所处的时期，在距今6000~5000年前[1]。据研究，距今5000年前后，正是我国上古史中一个社会激烈变动和文化频相交汇的转折时期[2]。红山文化在这一历史变动中所处的地位，便自然成为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红山文化，自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被发现以来，作为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一种主要考古学文化，已经为世人所公认。然究其内涵，长期以来不出《赤峰红山后》一书所发表的资料，即主要为陶器、石器两大类;而对这一文化的居住址，尤其是墓葬，则几无所知。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不仅造成了对红山文化综合研究的很大局限，还或多或少影响了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全局性研究的开展。
从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这一状况终于有了可喜的转机。在北起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南到大凌河流域的若干地点，先后发现了红山文化的建筑址和墓葬;新发现的器物除龙形玉等玉器群较为重要外，还有成批陶塑女像以及特异型式的彩陶器等。红山文化已呈现出内涵丰富多彩的新颖面貌。目前被承认属于红山文化的诸遗存，其内涵并不单一，可能包括了不同文化特色、不同地方类型或不同发展阶段。如大凌河流域的喀左东山嘴、阜新胡头沟一类文化遗存，就多有不同于老哈河流域赤峰红山后一类文化遗存之处。前一类遗址多出一种用途特殊的彩陶筒形器［3］，出现磨光泥质黑陶圈足器，不见或少见老哈河流域红山文化遗址多见的“红顶碗”器类和对三角间涡纹的彩陶图案。其间可能有地域性差异，也不排除早晚差别在内，即大凌河流域这类遗存包括了红山文化晚期类型或其地方变体。
石器、“之”字纹陶器、彩陶器以及新发现的建筑址群、陶塑人像群和玉器群，是目前所知红山文化的几种主要内涵。
1.石器。红山文化遗址普遍多石器，出土数量有的还多于陶器。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细石器三者共存，大型石器如有肩锄、斧、犁耜等发达，尤以大型石犁耜为一个主要特征。尽管对这种石犁耜的用途尚存在不同看法，然而原始农业中这种新型起土工具的大量使用，却不能不是红山文化农业发达程度的一个突出标志。
2.“之”字纹陶器。已知红山文化之前的辽河流域新石器文化已有发达的“之”字纹陶。红山文化不仅有饰“之”字纹的夹砂陶器、泥质红陶器以及彩陶器，在晚期还出现了饰“之”字形篦纹的泥质磨光黑陶器。可知“之”字形篦纹陶，是当地长期发展的一种文化因素。
3.彩陶器。形制、纹饰均具有仰韶文化基本特征，又有自身特点。早期的有近半坡类型和后岗类型的“红顶碗”类，晚期的有具庙底沟类型风格的勾叶圆点纹彩陶，还出现了类似马家窑文化的多道同心圆纹和发达的器内彩。这表现出红山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同仰韶文化诸类型的密切联系。
4.石砌建筑群址。发现于辽宁喀左县东山嘴遗址，1979年发掘。面积南北60米、东西40米。南部设圆形台基址，中部为方形基址，内有成组立石。两侧排列着整齐的石基带，构成一组坐北朝南、东西对称、主次分明，具有传统特点的建筑群址。其位置在面对河川大山的高地，出土陶塑人像和成组立石，因此推测这可能是原始氏族部落集团的一种具有多样特殊性质的中心遗迹［4］。
5.陶塑人像。东山嘴出土小型女像和中型人物坐像。其中小型女像突出表现腹部隆起和臀部肥大，有明显的孕妇特征。此种陶塑，广泛发现于国外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前后的文化遗存中，一般认为是象征生育、繁殖和丰收的“女神”或“地母”形象。在我国诸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这种陶塑女像向为罕见，而今在红山文化遗存中成批发现，且出土于大型建筑群址中，是引人瞩目的。
6.即本文要着重论述的玉器群。红山文化玉器群是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对玉器群的研究，可能有助于揭开红山文化深处的历史之谜。
二
红山文化的玉器资料，有发掘品和零星出土品。发掘品可举出四个地点的材料：
1.胡头沟墓地。位于阜新市西约45公里，傍临大凌河支流牤牛河东岸，为一块较高台地，1973年清理。一红山文化墓已被河水冲出，为石板砌筑，墓口上有红山文化层，内出彩陶筒形器等，收集到的出土玉器有勾云形玉佩一、玉龟二、玉鸟一、玉鴞二，以及棒形玉、珠坠等。在另一墓里，发掘出三联玉璧一、松石鱼坠饰二［5］。
2.三官甸子墓地。位于凌源县城东北15公里、三官甸子村北一山的顶部，1979年试掘。其中较大的一座位于山顶正中，凿山石为圹穴，长2.5米，宽1.7米，深2.15米。石砌墓室。墓口开在红山文化层，层中出彩陶筒形器饰压印之字纹的夹砂灰陶片等。墓中人骨已朽，随葬玉器九件：勾云形大玉佩一、马蹄形玉箍一、大玉璧二、玉环三、玉鸟一、玉珠坠一。在另一墓旁采得双猪首三连孔玉饰一件。凌源县文化馆也曾收集到这里出土的一件大型勾云形玉佩［6］。
3.牛河梁墓地。在建平县城西南10公里一缓坡形山梁梁顶，为一处单一的红山文化遗存。1981年清理砌石墓一座，东西向，长2米，宽0.8米，深0.5米，四壁及顶盖均用灰岩石板，顶板及墓口上为厚0.2~0.3米的深灰土层，层内出彩陶筒形器残片。墓内人骨一具，仰身直肢，头向东，头左侧置一白色石环。另在群众手中收集到该墓地出土的马蹄形玉箍二、玉环三、双联玉璧一。
4.东山嘴遗址［7］。即前述石建筑群址。玉器出土于中心方形基址内，有双龙首玉璜一、松石鸟形饰一。
零星出土品：
在辽宁西部的朝阳、阜新地区和内蒙古昭乌达盟(今属赤峰市)的九个县旗发现、收集的此类玉器，主要有：大型龙形玉、兽形玉、勾云形玉佩、马蹄形玉箍和虎形玉佩等。
综合上述玉器，依造型题材，分为动物形玉类和其他佩饰类。
动物形玉类：
玉龟 两件。胡头沟墓出土［8］。
鱼形石坠 两件。胡头沟墓出土［9］。
玉鸟 五件。俱作展翅形，背面有横穿洞孔。除胡头沟墓出三件外，另有：
阜新县福兴地公社出土。淡青色玉石质，长3.1厘米，宽3.6厘米。雕线简略分明，双目雕在顶面上，腹部一横宽带，近尾似有三角状纹。东山嘴出土。长2.5厘米，片状松石质(与胡头沟鱼形石坠同)，背面犹存一层灰黑色石皮。鸟身雕线较细，头和翅、尾表现分明。 双龙首玉璜 一件。东山嘴出土。长4.1厘米，双首前伸，长吻，菱形目。只在一面雕纹饰，背面光素，横穿一洞孔。
大型龙形玉 一件。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出土［10］。高26厘米，为已有红山文化玉器中最大一件。用墨绿色软玉雕成，首部目、嘴、鼻部表现细腻，体蜷曲夭矫，颈长鬣飘举，堪为这群玉器中的高水平作品。
兽形玉 已知发现有十余件。朝阳地区博物馆收集，出土地点在建平县附近。白玉质，高15厘米。首大耳，圆睛，眼周有皱纹，吻部前突，亦有多道皱纹，口微张，獠牙外露，背蜷曲如环，扁圆厚重，光洁无饰。环孔和背上小孔皆对穿而成。敖汉旗文化馆收集，该旗大洼公社出土。淡绿色玉，高7.1厘米，惟体小约及一半，双鼻孔较显。传世品，为《古玉图录初集》著录，形亦近前，但头部缩小，体变细，蜷曲近“C”字形。此外，内蒙古巴林右旗和河北省围场县也都有兽形玉出土。
其他佩饰类：
勾云形玉佩 已知发现有十一件。作长方形或方圆形板状，多两面雕饰，也有只在正面雕饰的。往往在中心镂孔作勾云状盘卷，四角多作卷勾状，佩面磨出与纹饰对成的浅凹槽，皆有穿孔。长方形，三官甸子出土，凌源县文化馆收集。淡绿色玉，横长22．4厘米。正面雕纹为主，背面四角各横穿一洞孔。另三官甸子墓葬出土的一件与此全同。巴林右旗出土。淡绿色玉，横长15.2厘米，高10.7厘米。方圆形，四角卷勾较显，一端有对穿的双孔。
马蹄形玉箍 已知发现有七件。大小略同。标本以牛河梁出土的为代表。墨绿色玉，高16.4厘米。筒状，平口一端两侧有对称缺口(有的标本为双孔)，斜口一端边缘薄而锐似刃。敖汉旗、巴林左旗也有出土。
另有方圆形边似刃的玉璧(胡头沟、三官甸子出土)，双联玉璧(牛河梁出土)，三联玉璧(胡头沟出土)，扁棱体石、玉环(胡头沟、牛河梁出土)，束腰作推骨状玉珠坠(胡头沟出土)和棒形玉(三官甸子、胡头沟出土)等。
上述玉器，有的曾被作为传世品著录或被博物馆收藏［11］，但年代被断在商周或更晚。近年夏家店下层文化出有类似玉件，方在断代上提出疑问。然而明确断为红山文化时期遗物，则是经过了数年反复认识过程的。
我们首先从形态学和工艺学，考察这批玉器的共同点及其同商周玉器的不同点。
一是造型。勾云形玉佩，马蹄形玉箍、兽形玉，以及二联璧、三联璧等，为这批玉器主要造型，均不见于商周玉。龙、虎、龟、鸟、鱼等，虽与商周玉为共同题材，然具体形象、技法和风格则有差异。对各种动物形象特殊的艺术概括，讲求神似和准确的对称感，是这批玉器造型最为突出的特点。
二是工艺表现手法。这批玉器多通体光素无纹，龟、鸟所雕线纹都是用以象征形体各部位的，无商周玉那种额外装饰纹样。穿孔法多用两端对穿长孔，或只在背面横穿成洞孔，这都是新石器时代通行的穿孔法，商周玉的管钻法几乎不见。兽形玉呈环形，有的仅切开一缺口，几与新石器时代石环全同。多数玉饰的边缘磨成似刃的锐角。在玉面上细加研磨表现出的浅凹槽纹路，或隐或现，富于变化，尤其具有特殊的装饰美。这种玉器工艺的独特表现手法，也罕见于商周玉。
其次，从这批玉器出土地点的分布范围考察。出土地点除较集中于老哈河，大凌河流域外，西拉木伦河以北的林西县、巴林右旗、巴林左旗、阿鲁科尔沁旗等地也甚多见，西到河北省滦河流域的围场县。分布范围与红山文化大体吻合，远远超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范围，后者在西拉木伦河以北和滦河流域已极稀少。
第三，从地层关系考察。继胡头沟墓地的地层关系被证实后，三官甸子、东山嘴、牛河梁出土玉器的地层，也都经反复验证。随葬玉器的墓葬或个别玉器，都出土在红山文化层中。 这样，从文物特征、分布范围和地层关系三方面，可以确认，西辽河流域多年来出现的这类玉器，包括龙形玉和各种鸟兽形玉在内，既非属于商周，也非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而应是红山文化的遗物。
三
红山文化的玉器群，特别是龙形玉一经确定，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一系列需重新探索的课题。其中首先是龙的起源问题。对此，我们初步提出如下几个观点。
第一点，龙起源于原始社会。
龙通常是反映奴隶主和封建地主阶级思想意识的神灵，但它是否只有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才可能出现？神话传说告诉我们，处于原始社会的盘古氏、女娲氏以至三皇五帝，都同龙有瓜葛，不过那毕竟难做真凭实据，还需靠地下考古发现来回答问题。
商周时期，龙已经定形并多变体。上溯二里头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龙的形象也都较成熟［12］。学术界已开始注意从更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寻找龙的踪迹。现在，红山文化龙形玉和有关的兽形玉等玉器群的发现，第一次以确凿的考古材料证实，龙起源于原始社会。
第二点，龙首形象最初来源之一当与猪首有关。
龙是由哪一类动物神化形成的？学界历来论说不一，有蜥蜴说、鳄鱼说、以蛇为主的多种动物的结合体说，或龙首来自马首或牛首之说［13］。诸说从不同角度推断，备有其文献依据。我们从新发现的龙形玉、兽形玉提供的线索看，除了龙身与蛇有关外，龙首形象的形成，最先可能同猪这一同人类日常生产和生活关系最密切、人们最熟悉的动物有关。我们的具体分析是：
1.三星他拉出土大型龙形玉的首部形象，口闭吻长，鼻端前突，上翘起棱，端面截平，有并排鼻孔二，这些都是猪首特征。
2.这件龙形玉以颈脊耸起的长鬣引人注目，而这正是表现猪体形象所必有的标志。《礼记·曲礼》：“凡祭宗庙之礼……豕日刚鬣”。郭璞《山海经图》豪彘赞日：“毛如攒锥，中有激矢。”又记蛇首有鬃，也说“厥鬣如彘”。可知古人在描绘猪的形象时，是很看重其鬃的。3.与此龙形玉有关的兽形玉，首部也具有吻前突、前端并列双鼻孔的特征，同时有特大的头部、宽厚的双耳和肥硕的躯体，吻上和眼周还有表现颜面皮皱的线纹多道，标本1更有露在嘴外的獠牙，这在六畜中惟猪最近似。所以，兽形玉的猪首特征，较龙形玉又为明显。同时，兽形玉的首尾衔接多不开口，如同新石器时代的石环，而龙形玉则首尾不衔接，这一点已接近商周玉龙。所以，造型、工艺粗简的兽形玉，很可能同龙形玉的演变有直接关系，而它们的形象当主要来源于猪首，是高度概括化、图案化了的猪首形象。
4.三官甸子出土的一件双猪首玉饰，形象逼真，说明像生形象与神化形象的猪的题材，已同时应用于当时的玉器工艺。
5.新石器时代以后的龙，虽因不断增加新因素而变化无穷，有的龙首仍有猪的特征可寻［14］。
由此引出的第三个观点是，龙的起源与诞生，当与原始农业密切相关。
养猪与原始农业相伴随。我国原始农业氏族素以养猪著称。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址就发现大量猪骨。龙首源于猪首，生动地说明，这种似乎高不可攀的神物，最初并非单纯幻想的产物，而是原始农人从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创造出来的形象。如前所述，红山文化具有以石犁耜为主要标志的发达的原始农业，所以，龙的形象首见于红山文化并非偶然。
然而，龙形玉、兽形玉这些高度概括了的艺术形象，加上蜷曲如蛇的躯体，显然是被神化了的神灵崇拜物。龙崇拜，自古以来就是同农业丰歉有直接关系的天的崇拜联系在一起的，所谓“云从龙”、“飞龙在天”(《周易》)、“水以龙”(《周礼·考工记》)等等，都反映了龙与农事、天象、祈雨活动的关系。这种观念的起源，可追溯到原始时期的祭祀活动。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已证明，猪是祭祀常物。这固然是由于猪同农业生产和人类生活关系密切，也由于古人视猪为“水畜”［15］，在祈天、求雨、祈防洪涝的祭祀活动中，自然就选择它作为沟通人神间的信物，从而出现了被神化的猪的种种传说，其中就有作为雷雨之神的传说［16］。从实际生活中的猪的形象向超现实的龙的形象演化的过程，正是以原始农业的发展和原始信仰的发达为其历史背景的。
第四点，龙及有关成组玉器的出现，象征着当时社会某种等级、权力观念的存在，已具“礼”的雏形。
这类玉器非实用器，其中大型器也非一般佩饰，当有其特殊用途。它们的制作已趋于规范化。以兽形玉为例，在近万平方公里的广阔分布面上出土的十余件，除个别有线条增减外，从总的形象特征到细部处理，竟是惊人地一致！其中7件为大型，高都在14~15厘米间；小型的3件，高7~7.5厘米，恰是大型玉的一半。造型较复杂的勾云形玉佩，其基本形态也一致。可见，这类玉器的设计制作，不是随意出之，而是遵守着严格的规则，受着一定的观念形态的制约。
制作服从于使用。三官甸子、胡头沟出多件玉器的大型砌石墓，都位于墓地中心部位，胡头沟第一号墓上并有颇具规模的石圈围绕。小型墓则只随葬一玉环或无随葬品。联系龙的演化与原始宗教信仰的关系，我们推测：随着主持祭祀仪式的氏族首领逐步借这种仪式代天施命，有关的神灵信物也就成为权力的象征而为权势者所独占。依等级而使用、随葬玉器的制度已在形成中，这或就是“礼”的雏形。突出以玉为葬，以玉为祭，是红山文化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距今五千年前后、由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时期各地诸文化遗存的一个共同时代特点。由此反映出氏族成员的等级化和氏族显贵的出现，这是原始氏族公社走向解体、阶级出现的重要标志之一。
最后，总结以上观点，我们认为，龙的孕育、出现，意味着中国远古文明的黎明时期已经到来。促成文明到来的因素很多，如农业和水利灌溉的发展、城堡和城市的形成、文字的出现，以及阶级和国家的产生等［17］。而龙的起源，既以原始农业的发展为前提，同与农事联系的天象有关，又是原始宗教信仰、原始意识形态、原始文化艺术发达的产物，可以说是诸文明因素的一个结晶。
以红山文化龙形象的出现为标志，我们从五千多年前辽河流域的历史源头上，看到了这一地区文明时代的曙光。
闻一多说，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龙的起源同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形成和文明时代的肇始紧密相关。对于这个课题，本文仅依据有限的考古资料，提出一些看法，目的是希望加强这方面的考察和研究工作。这特别有待于黄河流域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辽河流域原始文明因素的出现，是同邻近的黄河流域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的。从前述三个大的发展阶段的一致性，从红山文化彩陶与仰韶文化有共同特征，以及从红山玉器已具备商周玉器的主要题材(龙、虎、龟、鸟、鱼等)，都说明这两个地区的原始文化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
我们相信，具有发达原始农业的黄河流域或其他地区，也可能找到原始的龙影。我们期待着年代更早、性质更明确的发现，把中华民族文化起源这一课题的研究，推进到新的阶段。
附记：本文所引材料，除见注释外，还得到昭乌达盟文物站苏赫、项春松，敖汉旗文化馆邵国田，朝阳地区博物馆邓宝学等同志的支持，在这里表示我们诚挚的谢意。
（原载《文物》1984年06期）
注 释：
［1］ 据李仰松先生函告，东山嘴遗址木炭标本已经北京大学考古系碳十四实验室测定，为距今4895±90年，树轮校正为距今5485±110年。
［2］ 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3］［5］［8］［9］ 方殿春、刘葆华：《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文物》1984年第6期。
［4］ 东山嘴遗址材料报导见《辽宁日报》1982年12月8日；又见《朝阳日报》1982年11月24日，《喀左县东山嘴发现五千年前宗教祭祀遗址》。
［6］ 见辽宁省博物馆通史陈列。
［7］ 《辽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遗址发掘简报》，本刊待刊。
［10］ 《内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发现玉龙》，《文物》1984年第6期。
［11］ 黄浚：《古玉图录初集》收兽形玉1件；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2件。参见尤仁德，《商代玉雕龙纹的造型与纹饰研究》，《文物》1981年第8期。又据俞伟超先生函告，美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收藏有马蹄形玉箍。
［12］ 二里头遗址出土两块饰龙纹陶片，见《考古》1965年第5期，据报道，已是较成熟的龙纹形象。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出土彩绘陶器上有接近商代青铜器上的夔龙纹图案，详见本刊本期《三星他拉红山文化玉龙考》。
［13］ 刘敦愿：《马王堆西汉帛画中若干神话问题》，《文史哲》1978年第4期：龙“是一种对于爬行动物的原始宗教崇拜的延续和发展”，“最早的龙就是有角的蛇”。祁庆富：《养鳄与豢龙》，《博物》1981年第2期：“最早的'龙'是鳄鱼，传说时代的'豢龙'就是人工驯养鳄鱼。”李泽厚：《美的历程》第8页引闻一多语：“作为中国民族象征的“龙”的形象，是蛇加上各种动物而形成的，它以蛇身为主体，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毛，鬣的尾，鹿的脚，狗的爪，鱼的鳞和须。”
［14］ 如安阳殷墟西区墓葬出有猪首形玉玦和玉环，见《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1期图版拾捌：3和该墓葬发掘报告部分；《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 1980年，(CV)1-3 Ⅱ式虺形玉玦首也极近猪首。
［15］ 《毛传》郑笺：“豕之性能水”；郑氏注月令：“彘，水畜也。”
［16］ 萧兵：《卜千秋墓猪头神试说》，《中原文物》1981年第3期。
［17］ 已故唐兰先生主要依据文字的出现，曾提出距今五六千年的大汶口文化已进入文明时代的门槛，也是很有启示性的。见唐兰《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光明日报》1977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