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梦晗论晚明状元丁士美的历史活动及其影响-淮安文史网_0
周梦晗论晚明状元丁士美的历史活动及其影响-淮安文史网
周梦晗 内容提要
对于绝大多数国人来说，丁士美这个名字可能不熟悉，这也并不为怪，因为就连被人称为“二十四史”中“佳史”之一的《明史》竟然也忘了给他单独列传，当然更可能是因为在晚明那个风云激荡、大咖云集的年代里，丁状元那平淡又相对短暂的仕宦活动算不上突出之缘故吧。不过作为曾经的状元和朝廷重臣，大明三朝国史都对他做了一定的记载，甚至还单独列了传。今以权威的明代国史为宗，参以《御书堂丁氏文史辑》中的部分史料，通过对丁士美仕宦活动轨迹之梳理和考察，来全面论述他在晚明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关键词
清河籍状元 苏北科举佳话 重录《永乐大典》 乡试 殿试 武举会试 读卷官 翰林院庶吉士教育 两代帝师 丁士美人格精神与魅力
长期以来，在明清史研究方面，清河籍状元丁士美无疑是个极少受人关注的历史人物，更毋谈刚刚起步的科举史研究层面了。诚然，在风云激荡的晚明时代，倘若要与政坛上纵横捭阖、主导大明改革的权臣张居正相比，丁士美没有那么多令人耀眼的光环或令人争论不休的非议；倘若要与其稍后的那位曾经惊天地泣鬼神的顶天立地的文臣大英雄袁崇焕相比，丁状元也没有那么多的后世赞誉与歌颂，不过在嘉隆万那个特别的年代里，从苏北清河县走出的这位状元大才子以他独特的方式与行为，践行了传统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理想，影响着时人与历史。
（一）不懈努力，奋励入仕之路，再创苏北科举之佳话
丁士美，字邦彦，号后溪，南直隶淮安府清河县人。（《明神宗实录》卷之六十五，【明】雷礼：《国朝列卿纪》卷二十，【明】陈鎏：《皇明历科状元录》卷四）据万历年间同朝为官的南京国子监祭酒、后曾为内阁阁臣的许国所述：丁士美年少时“颖悟不凡，比能言，口授诗书，辄成诵。稍长，通典谟训诰奥义，为文有藻思，补邑庠弟子员，学使及至，每嘉奖异。”（【明】许国：《通议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恪丁公后溪墓志铭》）由此说来，年轻时候的丁士美还是一个学霸。可就是这样的一个学霸，在晚明那个时代的仕进途中却行走得并不轻松。
嘉靖己酉年，二十八岁的丁士美才在南直隶乡试中考得了举人。按照明初洪武十七年的科举成式规制：“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和殿试）。”（《明太祖实录》卷之一百六十）中举了的丁士美便在第二年即庚戌年参加会试，可这一年他没考上。随后在癸丑年即嘉靖三十二年和丙辰年即嘉靖三十五年，又两次参加了中央朝廷礼部的会试，但都没成功。直到己未年即嘉靖三十八年，也就是丁士美第四次来到北京，参加会试，才算如愿以偿。
会试之后便是殿试，嘉靖三十八年三月丙戌日，“以廷试天下贡士，（嘉靖帝）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严嵩，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李本，太子太保、工部尚书欧阳必进，吏部尚书吴鹏，户部尚书贾应春，刑部尚书郑晓，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周延，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李玑，兵部左侍郎、江东通政使司通政使李登云，大理寺卿马森，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学士掌院事严讷，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学士李春芳、董份，翰林院侍读学士秦鸣雷，侍讲学士高拱充读卷官，尚书鹏以子绍中式，请回避不听。谕掌锦衣卫事都督陆炳多拨官校严巡，有私入传递者捕奏。”（《明世宗实录》卷之四百七十）
嘉靖帝这道圣旨下达的第二天，殿试便在北京明皇宫里举行，当时考题是这样的：“朕恭承上天明命，君此华夷，亦既有年矣！夙夜持敬，不敢怠恣，一念在民，欲人人得所，夫何与我共理者，彼各一心，皆未见以我心而是体百务，惟欺君以欺天，害民亦害物，彼尝言之者后尽背而弃之。夫大学之道，专以用人理财为急，用得其人，政自治理，财得宜用自足。吁，人之不我用，而代理之责，岂独我能耶？兹欲闻人得用，财得理，以至治羙刑平，华尊夷遁，久安之计，何道可臻，尔多士其言之，必尽所怀焉！”（《明世宗实录》卷之四百七十）
这道殿试考题，其关键信息在于，当了近四十年皇帝的明世宗对于朝廷内外大小臣工之间各自异心甚至明争暗斗很为苦恼，为了实现心目中的“治羙刑平”和“华尊夷遁”的理想治国目标，他要求全国选拔出来的优秀贡士们对此献计献策。丁士美用了3000多字当即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也就是时人所称的科举策论。在策论的一开头，他就画龙点睛地说道：“臣闻帝王之致治也，必君臣交儆，而后可以底德业之成，必人臣自靖，而后可以尽代理之责。”（《御书堂丁氏族文史辑录·丁士美殿试策论》，P72）
这几句在八股文中叫做“破题”，破题十分重要，在科举考试中，它往往决定了能否录取和胜人一筹的关键，因为科场阅卷官和主考官都不太可能仔细阅读每一篇文章，往往只看其破题是否得当和优美，而丁士美的这篇八股文“破题”“破”得相当有水平，用简洁数语将皇帝出的难题给解开了。令人拍案叫绝的是，他巧妙地避开了当时皇帝猜疑、明争暗斗和上下相隔等敏感问题，在论述君臣关系时独具匠心地运用了一个“儆”字，即告诉世人：君臣之间只有相互告诫、相互砥砺，帝王德业才可望有所成，人臣才会安宁做事，随之大家也会尽到分司代理天下之责。
在八股文中，破题之后便是承题，承题就是进一步阐述破题的意思，起到充分阐发主题的作用。丁士美在破题之后对于为何君臣之间应该相互告诫、相互砥砺做了进一步明确的阐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其所欲生者，莫甚于民，故立之君以理之。是君也者，承天之命者也，当以天之心为心者也。圣人之大宝曰位，而所以守位者，莫要得于民，故设之臣以分理之。是臣也者，承君之命者也，当以君之心为心者也。君以天心为心，则有纯天之心，有宪天之政，宗子之责尽矣。” （《御书堂丁氏族文史辑录·丁士美殿试策论》，P72）
紧接着承题就是“起讲”和“入手”等，而“起讲”也十分有讲究，即必须紧扣朱熹的《四书集注》内容，以古人之气，代圣贤立言。只见丁士美在策论中这样写道：“臣以君之心为心，则事君如事天，事君如事亲，家相之责塞矣、是知君责任乎臣，臣责难于君，是谓交儆，交相得而益章，泰道之所以成也。志存乎立功，事专乎报主，是谓自靖。君得臣而化行理道之所以永也，然则一心一德，君臣固当共成其体，而自靖自献，人臣又可不自尽其心也哉？帝王所以礼乐明备，而天地官刑，政肃清而民大服，莅中国而内顺治，抚四夷而外威严者，胥此交儆之戒，自靖之谊有以致之也……”（《御书堂丁氏族文史辑录·丁士美殿试策论》，P72）
读到这里，人们不得不发出由衷的佩服，这篇策论不仅巧妙地绕开了当时嘉靖朝君臣的敏感症结话题，“自然而然”地融入了程朱理学之说，而且还时不时地“回头点题”，阐发了作者他自己的观点：“君臣交儆”。再看整篇文章一气呵成，加之文笔优美，所以即使是在当年以奸诈出了名的严嵩任主考官时也能通得过，且还获得了当朝天子朱厚熜的赞许，“肃皇赐对大廷，擢为天下第一”（【明】许国：《通议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恪丁公后溪墓志铭》）。嘉靖三十八年三月庚寅日，明世宗朱厚熜“赐贡士丁士美等三百三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次日赐宴于礼部，命成国公朱希忠主宴。”（《明世宗实录》卷之四百七十）三日后的癸巳日，又“赐状元丁士美朝服、冠带及诸进士宝钞。次日，士美率诸进士上表谢恩。”（《明世宗实录》卷之四百七十）又八天后的辛丑日，“授第一甲进士丁士美为翰林院修撰，毛惇元、林士章编修。”（《明世宗实录》卷之四百七十）
丁士美中了状元，若在人才辈出的苏南不太会引起轰动，但在苏北则不然。有明一代近三百年总计进行了八十九次殿试，选录了八十九名状元，其中“状元之乡”苏州就出了八名状元，苏北只有三名。这三位苏北籍的状元中，一位是嘉靖二十年的状元沈坤，其祖籍为大同卫，后迁至淮安，嘉靖三十九年三月被人诬陷入狱，“拷死狱中”（《明世宗实录》卷四百八十二）；一位是李春芳，扬州兴化人，“嘉靖二十六年举进士第一”（《明史·李春芳传》卷一百九十三 列传第八十一）。相隔十二年后，丁士美在殿试中又夺魁了，再次创造了苏北科举考试之佳话，这在当时确实震惊不小，就连丁状元入仕的职官衙门里的许多同事也都仰慕不已，“一时馆阁诸英，皆负夙望，公（指丁士美）居其间，如楚之在薪，盖翘然者矣。”（【明】许国：《通议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恪丁公后溪墓志铭》）这大概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知识分子取到荣耀与精神愉悦的最高阶段：“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分得意马蹄疾，一夜看尽长安花。”（【唐】孟郊：《登科后》）
（二）参与重录《永乐大典》，传承中国传统文化
但现实毕竟与理想有着极大的差异，坦率而言，丁士美入仕时的形势与条件并不算太好，或言喜忧参半。喜的是，他状元出身，这样的条件具有“先天”优越。按照大明祖制规定，新科状元往往被授予从六品的翰林院修撰之职，相比于前代来说，其地位已大为提高了。但六品官衔在巨卿云集的北京中央朝廷里边那实在是算不上什么，好在翰林院在明廷中有着十分独特的地位。
自明成祖正式确立内阁制起，担任内阁阁臣的“非翰林者居其半，翰林纂修，亦诸色参用。自天顺二年，李贤奏定纂修专选进士。由是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翰林地位日重，甚至后来有着“储相”之称了。（《明史·选举志二》卷七十 志，第四十六）自宣德、正统之际起，一些科场学霸、“状元”出身者相继入阁，充当起朝廷议政决策中枢的重要人物，有的甚至还成为了内阁的首辅。
譬如正统朝阁臣马愉和曹鼐分别是宣德二年状元和宣德八年状元，景泰朝内阁首席辅臣陈循是永乐十三年状元，天顺朝内阁阁臣彭时是正统十三年状元，成化朝内阁阁臣商輅是正统十年状元，弘治朝内阁阁臣谢迁是成化十一年状元，嘉靖前期入阁的阁臣顾鼎臣是弘治十八年状元，嘉靖后期入阁的阁臣李春芳是嘉靖二十六年状元……
可以这么说，自明朝中期起，状元出身的翰林官越来越多地入阁参与机务，已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种趋势。而从具体实际情况来讲，嘉靖后期，苏北老乡李春芳已在内阁中位居首辅徐阶之后，这对于当时丁士美来说确是仕途发展中可遇而不可求的良机。
不过外在的客观形势中也有忧的一面。丁士美入仕是在嘉靖三十八年，那时正值大奸臣严嵩当道，而当朝天子明世宗有二十年不临朝视事面见大臣了。史载：“（嘉靖）帝自十八年葬章圣太后后，即不视朝，自二十年宫婢之变，即移居西苑万寿宫，不入大内，大臣希得谒见，惟（严）嵩独承顾问，御札一日或数下，虽同列不获闻，以故嵩得逞志。然帝虽甚亲礼嵩，亦不尽信其言，间一取独断，或故示异同，欲以杀离其势。嵩父子独得帝窾要，欲有所救解，嵩必顺帝意痛诋之，而婉曲解释以中帝所不忍。即欲排陷者，必先称其媺，而以微言中之，或触帝所耻与讳。以是移帝喜怒，往往不失。士大夫辐辏附嵩，时称文选郎中万寀、职方郎中方祥等为嵩文武管家。尚书吴鹏、欧阳必进、高翟、许论辈，皆惴惴事嵩。嵩握权久，遍引私人居要地。”（《明史·奸臣·严嵩传》卷三百八，列传第一百九十六）
正因为有着这样的情势，所以当时一些正直的廷臣官僚如徐阶和李春芳等大多受抑。前面说过兴化籍的李春芳是丁士美的苏北老乡，而华亭籍的徐阶又与李春芳关系不错，“（李）春芳每事必推（徐）阶，（徐）阶亦雅重之”（《明史·李春芳传》卷一百九十三，列传第八十一）。更有意思的是，丁士美与徐阶也有着一定的友谊。从现存文字资料来看，当年徐阶还曾为丁士美三世祖丁凤写过传，即《赠通义大夫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丁公朝阳传》。（《御书堂丁氏文史辑》，P28）但“不巧”的是，无论是李春芳还是徐阶与当道的严嵩都不属于一路人，加之“（李）春芳恭慎，不以势凌人。居政府持论平，不事操切，时人比之李时；其才力不及也，而廉洁过之。”（《明史·李春芳传》卷一百九十三，列传第八十一）这就决定了刚入仕不久的丁士美不太可能借助老乡的平台在仕途方面大有发展。于是人们看到，从嘉靖三十八入仕一直到隆庆改元前后，丁状元一直在翰林院修撰官位上原地踏步（当然这里还有个“考满”问题），从事常规的文书案头工作。不过在这期间，他也做了一件很有影响的事情，那就是参与重录《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或言类书，也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的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过这书编撰最初目的却与文化传承关系并不大。永乐初年，通过“靖难”战争篡得大位的明成祖朱棣为了消除“遍于海宇”的“不平之气”和他在进入南京城后所做的魔鬼罪行之坏影响，“（特）借文墨以销垒块”（【明】孙承泽：《春明梦馀录》卷十二），主动向天下读书人示好，遂下令编撰超级文化大典——《文献大成》。该书从永乐元年开始编撰，直到永乐五年才完成，“凡二万二千二百一十一卷，一万一千九百五本，更赐名《永乐大典》，上（指明太宗朱棣）亲制序以冠之”（《明太宗实录》卷之七十三，【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總裁永樂大典》补遗卷1）。
但十分奇怪的是，到弘治、正德年间，同样是明代官史却记载道：“初文皇帝（指明成祖朱棣，笔者注）命儒臣汇稡秘阁书籍，分韵类载，以便检考，供事编辑者三千余人，为卷凡三万有奇，名曰《永乐大典》，书成贮之文楼，其帙甚钜。”（《明世宗实录》卷之五百十二）仅仅过了一百多年，《永乐大典》一下子多出了近万卷，不知这究竟是为什么？
再说《永乐大典》编成后，明太宗朱棣本来想将之付印，但因此书规模实在太大了，一下子难以做到，就暂时放在了南京明皇宫的文渊阁。“永乐辛丑，北京大内新成，敕翰林院，凡南文文渊阁所贮古今一切书籍，自有一部至有百部，各取一部送至北京，余悉封识，收贮如故。时修撰陈循如数取进，得一百柜，督舟十艘载以赴京。至正统己巳，南内火灾，文渊阁向所藏之书，悉为灰烬。”（【明】姚福：《青溪暇笔》卷上）
可到了弘治朝时，内阁大学士丘濬在上章皇帝的奏疏里却说了这样一段话：“太宗皇帝（指明成祖 ）当多事时，犹聚众千百，纂集《永乐大典》，以备学者考究，以此方彼孰重孰轻，伏乞睿照。一藏书之所分为三处：二在京师，一在南京，则是一书而有三本，不幸一处有失，尚赖有二处之存，其在国子监者，如内阁例，盛以厨匮，寘于典簿厅，载道所中，责付典簿掌管，祭酒、监丞等官时常提调监护，然惟掌其外门之钥及为水火盗贼之备而已，若夫厨匮锁钥则收在内阁，每岁三伏日，如宋朝曝书给酒食之例，先期奏请，翰林院量委堂上官一二员，偕僚属赴国学，晒晾书籍，因而查筭，毕事封识扃钥，岁以为常。南监钥则付南京翰林院掌印官收掌，其曝书给酒食亦如北监之例，皆不许监官擅自开匮取书观阅，并转借与人，内外大小衙门因事欲有稽考者，必须请旨，违者治以违制之罪。”（《明孝宗实录》卷之六十三）
由此看来，在弘治时代，当时的《永乐大典》还有三套：一套在南京国子监，一套在北京国子监，还有一套在北京明皇宫内阁附近的文楼。（《明孝宗实录》卷之二百二十四）而从小就是乖乖孩且又十分好学的明孝宗朱祐樘“闻太宗《永乐大典》贮于文楼，取置宫中，时自省览。”（《明孝宗实录》卷之二百二十四）大概也从这时起，明皇宫中就有了不少《永乐大典》册子。
明孝宗之后仅隔了十六年继任皇帝大位的明世宗朱厚熜也是一个《永乐大典》的“粉丝”，他“时取探讨”，“凡有疑郤，悉按韵索览，几案间每有一二帙在焉”（《明世宗实录》卷之五百十二）。可世上有些事情常常让人意想不到或言措手不及。嘉靖三十六年四月丙申日，北京明皇宫“奉天等殿门灾。是日申刻，雷雨大作，至戍刻火光骤起，初由奉天殿，延烧华盖、谨身二殿、文武二楼、左顺、右顺、午门及午门外左右廊尽毁。至次日辰刻始熄。”（《明世宗实录》卷之四百四十六）而就在大火突发时刻，对《永乐大典》“殊宝爱之”的嘉靖帝“命左右趣登文樓出之，夜中傳諭三四次，遂得不毀。”（【明】朱国桢：《湧幢小品·永樂大典》卷二）
大火之后，明世宗朱厚熜萌发了将《永乐大典》再抄一部副本另外保存的念头。嘉靖四十一年八月乙丑日，他正式下诏，重录《永乐大典》，“命礼部左侍郎高拱、右春坊右中允管国子监司业事张居正各解原务入馆校录，拱仍以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同左春坊左谕德兼侍读瞿景淳充总校官，居正仍以中允兼翰林院编修，同修撰林燫、丁士美、徐时行，编修吕旻、王希烈、张四维、陶大临，检讨吴可行、马自强充分校官……”（《明世宗实录》卷之五百十二）
据说嘉靖时代重录该文化大典时是边缮写边校理，分工明确，且规定每人每天必须誊抄三页。这样大约抄了五年，到嘉靖帝死时还没完成这项“复制”工作，一直延及隆庆帝朱载垕上台后半年左右才算大功告成。（【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總裁永樂大典》补遗卷1）
隆庆元年四月庚子日，明穆宗朱载垕“以重录《永乐大典》成，加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徐阶正一品俸，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李春芳、郭朴，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高拱，各加少傅兼太子太傅，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陈以勤加太子太保，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张居正升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严讷给应得诰命，总校等官礼部左侍郎瞿景淳兼翰林院学士，升俸一级，国子监祭酒林燫升太常寺卿，管祭酒事，侍读吕旻、王希烈，修撰诸大绶俱左春坊左谕德，修撰丁士羙右春坊右谕德，各兼侍读，大绶、士美仍加俸一级，编修孙锭为左春坊左中允，张四维右春坊右中允，各兼编修，仍与五品服色，修撰马自强、编修陶大临俱侍读，侍郎汪镗升俸一级，吏部左侍郎秦鸣雷赏银二十两、纻丝二表里，南京国子监祭酒胡杰银十五两、一表里，谕德姜金和修撰徐时行各十两、一表里，闲住学士王大任、检讨吴可行各复职致仕，制敕房侍郎王槐俸二级，郎中季芮、左监正丛恕俱河南右参议，右寺丞顾从礼、光禄寺少卿与四品服色，周维藩、吴自成俱尚宝司少卿兼侍书，余各加俸秩，及书写生儒以次授职给赏有差，已而偕等各上疏辞免恩命，俱优诏不允。”（《明穆宗实录》卷之七）
从上述一长串的奖赏名单来看，徐阶是《永乐大典》重录的总负责人，高拱、张居正和瞿景淳等都是前皇帝任命的总校官，林燫、丁士羙、徐时行、吕旻、王希烈、张四维、陶大临、吴可行、马自强等为分校官，而就在这些分校官中，既升官又加俸的只有丁士美和诸大绶，他俩都被加俸一级，且由从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升为正五品的詹事府左、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读。（《明史·职官志二》卷七十三，志第四十九，《明穆宗实录》卷之七）由此不难看出丁、诸两人对《永乐大典》重录所作出的贡献了。
虽说后来《永乐大典》厄运连连，明清易代不翼而飞了好多。清朝乾隆时为修纂《四库全书》，有人曾想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古籍，但发现其中一千多册已不知了去向，到清末光绪元年时只剩下五千余册。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永乐大典》遭受了野蛮抢掠与肆意践踏，至此，一代文化巨著几乎散佚殆尽，目前仅存的几百册还散落在日本、英国、德国、美国、韩国和中国等国。（马渭源：《大明帝国》系列之⑧《永乐帝卷》下册，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P343）但无论怎么说，《永乐大典》的编撰与重录，对保存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起到的作用不可低估。就近而言，清代编撰《四库全书》等文化典籍时就大量地参录了它。即使是到了近现代，人们还在利用仅存的部分《永乐大典》来校勘清代流传下来古籍的讹误。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丁士美等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所作出的贡献和影响。
（三）两度主持顺天府乡试和朝廷武举会试，担任廷试读卷官，为大明帝国选拔优秀的文武人才
就在《永乐大典》开启重录的过程中，大明朝廷情势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先是长期霸占内阁大权的首辅、人称其为“奸相”的严嵩，因监察御史邹应龙击中要害的参劾而倒台，（《明世宗实录》卷之五百九）而后又是嘉靖四十五年明世宗的驾崩（《明世宗实录》卷之五百六十六），接任其皇位的隆庆帝朱载垕刚“从王邸中入践天子位”，加上他自身又“引大体不烦苛，无为自化，好静自正”（《明穆宗实录》卷之一），所以新天子一上台就对徐阶、李春芳、郭朴、高拱等一批前朝老臣颇为倚重。徐阶是有明一代的有名的“贤相”，他“立朝有相度，保全善类。嘉、隆之政，多所匡救。间有委蛇，亦不失大节。”（《明史·徐阶传》卷二百十三，列传第一百一）要说那时朝廷的主要权力衙门中还是以正人君子占据了主导地位，以内阁为例，除了首辅徐阶外，还有一位谨慎的谦谦君子，他就是上面提到过的丁士美苏北老乡、内阁次辅李春芳。
正是在这样群贤相会、主政的情势下，被万历帝称为“师儒之范”（万历帝：《礼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特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恪丁士美诰命》）的丁士美接受了新天子的委任，于隆庆元年八月戊子日，以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读身份，与右春坊右中允兼翰林院编脩张四维一起主持顺天府乡试。（《明穆宗实录》卷之十一）
明初之制：“两京乡试，主考皆用翰林。”（《明史·选举志二》卷七十，志第四十六）而从明朝历史实际来看，除了拥有翰林官身份外，出任两京乡试的主考官还必须是当朝天子信得过的近臣，其中有不少人在后来朝廷中得以大用，甚至还有的出任阁部大臣。譬如永乐九年八月出任应天府乡试主考官的翰林院学士左春坊大学士胡广、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讲杨荣（《明太宗实录》卷之一百十八），宣德元年八月出任顺天府乡试主考官的翰林院侍读学士王直（《明宣宗实录》卷之二十）宣德十年八月，出任顺天府乡试主考官的行在翰林院侍讲高谷（《明英宗实录》卷之八），等等，他们都在日后得到了重用。其中胡广、杨荣为永宣之际的内阁辅臣，王直为明英宗时代的朝廷第一衙门吏部的第一人——吏部尚书，高谷后来出任景泰朝的内阁阁臣。毋需更多的例证了，隆庆元年八月丁士美与张四维出任顺天乡试主考官，这本身就隐含了新天子明穆宗的深刻用意。但生性淡泊又十分讲究孝道的丁士美却在顺天府乡试结束后“乞假省亲”，尽管皇帝朱载垕接奏后不甚理解，但最后还允准了。（赠三世祖丁凤通议大夫 太常卿 翰林院侍读学士，奉旨回乡修祖墓）（《明穆宗实录》卷之十五）
等到丁士美省亲结束回京上班，这时朝廷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内阁“同列高拱、郭朴以（首辅徐）阶不与共谋，不乐。朴曰：‘徐公谤先帝，可斩也。’拱初侍穆宗裕邸，阶引之辅政，然阶独柄国，拱心不平。世宗不豫时，给事中胡应嘉尝劾拱，拱疑阶嗾之。隆庆元年，应嘉以救考察被黜者削籍去，言者谓拱修旧郤，胁阶，斥应嘉。阶复请薄应嘉罚，言者又劾拱。拱欲阶拟杖，阶从容譬解，拱益不悦。令御史齐康劾阶，言其二子多干请及家人横里中状。阶疏辩，乞休。九卿以下交章劾拱誉阶，拱遂引疾归。康竟斥，朴亦以言者攻之，乞身去……（徐）阶既行，（李）春芳为首辅，未几亦归。（高）拱再出，扼阶不遗余力。郡邑有司希拱指，争齮晷阶，尽夺其田，戍其二子。会拱复为（张）居正所倾而罢，事乃解。” （《明史·徐阶传》卷二百十三，列传第一百一）
因此说，回朝复职后的丁士美在仕途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好在他在隆庆初年就已经是经筵与日讲的讲官，皇帝明穆宗对他还是比较了解，遂于隆庆四年八月再次让他与翰林院修撰申时行出任顺天府乡试主考官。（《明穆宗实录》卷之四十八）但不知怎么的，在这次考试中竟“录叶有重复者”，皇帝朱载垕知道后严责提调考试官、顺天府府丞宋纁，而身为主考官的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读丁士美和修撰申时行也因此负有连带责任，“各夺俸二月”（《明穆宗实录》卷之四十八）。
不过“宽恕有余”、“继体守文，可称令主”（《明史·穆宗本纪》卷十九，本纪第十九）的明穆宗并没有就此对自己的丁老师另眼相看，在半年之后的隆庆五年三月乙亥日，他又“以廷试天下贡士，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李春芳，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掌吏部事高拱，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张居正，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殷士儋、太子少保、兵部尚书郭乾，太子少保、工部尚书朱衡，户部尚书张守直，刑部尚书刘自强，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掌詹事府事吕调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张四维，通政司通政使王正国，大理寺卿董传策，翰林院侍读学士掌院事丁士美充读卷官。”（《明穆宗实录》卷之五十五）
廷试，“亦曰殿试。分一、二、三甲以为名第之次。一甲止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状元、榜眼、探花之名，制所定也。”（《明史·选举志二》）卷七十，志第四十六）明代殿试位于科举考试之巅，因此出任殿试阅卷官不仅要有很深的学问，而且还应该是皇帝心目中的重臣。而从上述一连串的阅卷官名字来看，李春芳、高拱、张居正，张四维、吕调阳等都是隆庆到万历年间的要臣，而丁士美能位列其中，可见他在当时朝廷中的分量正在日益加重。不信，请君再看：
隆庆五年九月癸酉日，明穆宗“命翰林院侍读学士丁士羙、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编修申时行主武举会试。”（《明穆宗实录》卷之六十一）
明代武举起始于洪武开国之初，吴元年（1367年）三月丁酉，朱元璋下令设文、武科取士。而就武举，高皇帝曾指示：“应武举者，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俱求实效，不尚虚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预为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俟开举之岁，充贡京师，其科目等第各有出身。”（《明太祖实录》卷之二十二）但实际上那时武举并没有真正开设好，有史为证：洪武十七年（1384年）七月，有个叫许士哲的皮作局大使在上言进谏十四事里就提到，请求朝廷“兴武举以罗英才”（《明太祖实录》卷之一百六十三）。三年后的洪武二十年（1387年）七月丁酉日，大明礼部上章，“奏请如前代故事，立武学，用武举，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庙。”朱元璋对于礼部提出的单独建昭烈武成王庙之事没有同意，但对于开设武举却予以了允准（《明太祖实录》卷之一百八十三），并令“武臣子弟于各直省应试”（《明史·选举二》卷七十）
永乐以后有关武举的史料记载在明代官史中几乎见不到，以笔者之愚见，大概是到了朱棣当政后没有坚持开设武举。这样一停就停了六十多年，直到天顺八年（1464年）时才为人们所重新呼醒。
天顺八年（1464年）三月，监察御史吕洪和给事中金绅在分别上言数事中都提到了请求朝廷选拔优秀军事人才、仿效南京武学在京师设立武学的主张。明宪宗允准了建言，并令兵部及相关衙门开始筹办。（《明宪宗实录》卷之三）
六个月的天顺八年（1464年）九月，太仆寺少卿李諐和户部郎中庞胜又分别在上奏进谏中再次提出，请朝廷速开武举。其中庞胜的说法十分到位，他说：“文武并用，古今通义。国家之于文三年一大比，而武举独未行。古之名将，若赵充国、郭子仪皆由此出，今天下之大，岂乏人才？但拘于世袭，限于资格，虽有异才，无由自见。乞敕在京大臣及在外方面各举所知，不分见任、闲住，或谙晓韬略，或明习战阵，或长于骑射，或膂力过人，或有克敌应变之才，或有守土安边之策，具以名闻，会官考试，庶武备不隳而真才出矣。”明宪宗这次接奏后不仅肯定了上奏者的进言，而且还命令相关部门迅速制定出武举之法。（《明宪宗实录》卷之九）
天顺八年（1464年）十月甲辰日，明廷公布武举法：“凡天下贡举谙晓武艺之人，兵部会同京营总兵官于帅府内考其策略，于教场内试其弓马，有能答策二道，骑中四箭以上，步中二箭以上者，官自本职量加署职二级，旗军、舍余授以试所镇抚，民人授以卫经历，月支米三石；能答策二道，骑中二箭以上，步中一箭以上者，官自本职量加署职一级，旗军、舍余授以冠带，总旗、民人授以试卫知事，月支米二石，俱送京营总兵官处，赞画方略量用。把总、管队以听调遣，后果能运筹奋勇克敌见功，仍听各该领军总兵等官核实，请命升擢。”（《明宪宗实录》卷之十）至于地方武举，明宪宗“令天下文武官举通晓兵法、谋勇出众者，各省抚、按、三司，直隶巡按御史考试。”
随着武举之法的公布，与武举有着较为密切关系的京卫武学也于一月之后的天顺八年（1464年）十一月建立起来了。当时京卫武学以北京城内的太平侯张軏旧第为校舍，召南京国子监助教阎禹锡为国子监监丞，令其主管京卫武学具体事宜。与此同时，皇帝明宪宗还下令规定：“五府各卫自指挥以上应袭子弟入学讲读《武经》，讨论古今为将胜败之迹，每月朔总兵及兵部尚书、侍郎下学考试，以励勤怠。”（《明宪宗实录》卷之十一）
与一蹴而就的京卫武学创办相比，大明武举的开设与成功运行却破费周折。个中原因很复杂，首先是当时的人们对武举的重要性及其地位普遍认识不足，因为参加进士科考试毕竟是看得见前景的，而武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大家心里都没底，所以即使是当时军界人家子弟也“往往有弃世业而入进士之科者”（《明宪宗实录》卷之一百六十九）；其次，老祖宗朱元璋时代曾设立过武举，但后来废弃了那么多年，成化时代的人们就没法直接沿用或参照；最后，天顺八年（1464年）十月公布的武举之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其眼光就在军界里头。譬如，成化六年（1470年）五月辛丑日在会昌侯孙继宗和兵部尚书白圭的上呈进言中就曾这么说道：“会试武举，正千户刘良、指挥佥事鲁广骑射、步射俱中原拟之数，而二策智识优长、文理通畅例加署职二级。良署指挥同知，广署指挥使，月支米三石；都指挥佥事郭鋐、指挥佥事孙安、指挥同知张钦、白珍骑射、步射亦中原拟之数，而二策颇知，故实文理未纯，例加署职一级，鋐署都指挥同知，安署指挥同知，钦珍署指挥使，月支米二石；其都指挥贺荣、舍人李夔射数虽合而策对泛冗，难以任用，例还原卫。”（《明宪宗实录》卷之七十九）
从上述史料中我们不难看出，当初开设的武举仅限于军队里，没有做全面的扩开，或者说是处于半开半废的状态。成化十三年（1477年）八月、十二月和成化十四年（1478年）五月、八月，兵科左给事中郭镗、武学训导张宁、兵部尚书余子俊和南京监察御史郭经等人相继上言数事，其中都提到要“（广）开武举，以拔将才。”（《明宪宗实录》卷之一百六十九，《明宪宗实录》卷之一百七十三，《明宪宗实录》卷之一百七十八，《明宪宗实录》卷之一百八十一）但当时大明朝廷对于这些谏言建议都没有认真加以研究和着力进行处理。直到成化十四年，明宪宗十分宠信的太监汪直上奏，请“设武科乡、会试，悉视文科例”，皇帝朱见深准奏。（《明史·选举二》卷七十）可十分可惜的是，后来随着汪直的落败，武举的落实和进行再也没人过问。
明孝宗即位后励精图治，“弘治六年，定武举六岁一行，先策略，后弓马。策不中者不许骑射。十七年，改定三年一试，出榜赐宴。”（《明史·选举志二》卷七十，志第四十六）到了明武宗时，大明朝廷对武举之法做了进一步的细化，“正德十四年定，初场试马上箭，以三十五步为则；二场试步下箭，以八十步为则；三场试策一道。子、午、卯、酉年乡试。” （《明史·选举志二》卷七十，志第四十六）
嘉靖时期东南沿海倭寇猖獗，北方蒙古俺答汗屡次扰边，军事形势日益严峻，而自开国起明军中实行的世袭制或言变相世袭制却早已严重脱离了社会实际，于是从广阔的社会各阶层中选拔出更多的文韬武略人才，成为了时代的呼唤和历史的必然。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明世宗朱厚熜定制：“各省应武举者，巡按御史于十月考试，两京武学于兵部选取，俱送兵部。次年四月会试，翰林二员为考试官，给事中、部曹四员为同考。乡、会场期俱于月之初九、十二、十五。起送考验监试张榜，大率仿文闱而减杀之。其后倏罢倏复。又仿文闱南北卷例，分边方、腹里。每十名，边六腹四以为常。”（《明史·选举志二》卷七十，志第四十六）
也自嘉靖朝开始武举制度日益正常化，用明朝大才子解缙曾经说过的话来讲，“开武举以收天下之英雄，广乡校以延天下之俊乂”（《明史·解缙传》卷一百四十七，列传第三十五）换言之，武举地位与作用应该不亚于文举，尤其是在明朝中后期那个特殊的岁月里，它至少为大明朝廷选拔和储备较为优秀的军事人才提供了制度性的保证。
而历史事实确实也是如此，明孝宗时武举会试录取人数不过二十人（《明孝宗实录》卷之二百十七，《明孝宗实录》卷之一百四十二）明武宗时武举会试录取最多也不过六十名（《明武宗实录》卷之三十七），而明世宗朱厚熜继承大统后对此做了较大增加，最多一年即嘉靖十一年，“诏取会试中武举人林春等三百二十名”（《明世宗实录》卷之一百三十五），相对而言，一般年份也要录取六十名至九十名（《明世宗实录》卷之一百三十七，《明世宗实录》卷之五百十三，《明世宗实录》卷之三百六十六）且朝廷在任命武举主考官问题上更为重视，嘉靖三十五年九月戊辰日，明世宗“命翰林院学士董份、侍读瞿景淳主武举会试”（《明世宗实录》卷之四百三十九》），嘉靖四十一年九月癸巳日，皇帝朱厚熜“命左春坊左谕德兼侍读瞿景淳、右春坊右中允兼编修张居正主考武举”（《明世宗实录》卷之五百十三）
嘉靖帝任命朝廷重臣为武举主考官的做法甚至还影响了后来的隆庆与万历两朝。隆庆二年九月庚申日，皇帝朱载垕“以武举会试，命翰林院侍读学士掌院事诸大绶、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张四维为考试官。”（《明穆宗实录》卷之二十四）隆庆五年九月癸酉日，明穆宗“命翰林院侍读学士丁士羙、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编修申时行主武举会试。”（《明穆宗实录》卷之六十一）万历二年九月癸未日，明神宗“命左春坊左中允范应期、右春坊右赞善许国充武举考试官。”（《明神宗实录》卷之二十九）万历八年九月己卯日，皇帝朱翊钧“命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陈经邦、翰林院侍讲朱赓典武举试。”（《明神宗实录》卷之一百四）万历十一年九月庚子日，明神宗“命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读王家屏、翰林院侍读徐显卿主考会试武举。”（《明神宗实录》卷之一百四十一）
上面史料中记载的武举主考官张居正、张四维、申时行、许国、朱赓、王家屏等都在后来的万历朝和崇祯朝出任内阁辅臣，而丁士美与他们同埒，由此可见其在当时朝廷中的地位已经不轻啊！倘若您不信，请看下面的史实：
（四）主管大明国子监与翰林院，为大明培养储备文臣人才
隆庆五年十月甲辰日，明穆宗“升翰林院掌院事、侍读学士丁士羙为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原任国子监司业林士章为南京国子监祭酒。”（《明穆宗实录》卷之六十二）半年后的隆庆六年四月己卯日，皇帝朱载垕又“命太常寺卿、管国子监祭酒事丁士美以原官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充东宫侍班官。命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协理、詹事府事张四继掌府事，升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掌院事马自强为詹事，仍兼侍读学士，协理府事，同教习庶吉士。”（《明穆宗实录》卷之六十九）又大约半年后的隆庆六年九月丙戌日，明穆宗“起升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马自强为左侍郎，仍掌詹事府事，与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日讲官丁士美同教习庶吉士。”（《明神宗实录》卷之五）随后的隆庆六年十月甲寅日，朝廷“以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丁士羙掌翰林院事。”（《明神宗实录》卷之六）
在上述四段史料中记载了隆庆后期丁士美主要从事的两个重要工作，一个是掌国子监祭酒事，另一个是掌翰林院事，教习庶吉士。
国子监在明代又被称为太学，是当时帝国的第一大学。洪武十六年正月壬戌日，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在任命文渊阁大学士宋讷为国子监祭酒时，曾敕谕之曰：“太学天下贤关，礼义所由出，人材所由兴，自建学以来，历选师儒以居是职，至今未臻，其效岂士习之难变欤？抑师道之不立欤？此朕所以夙夜究心，慎择老成以任之，惟卿宿学耆德可以任此，故特命为祭酒。尚体朕立教之意，使诸生有成，士习丕变，国家其有赖焉，卿其勉之。”（《明太祖实录》卷之一百五十一）国子监祭酒即为这第一大学校长，正四品（《明史·职官志二》卷七十三，志第四十九），其与司业“掌国学诸生训导之政令。凡举人、贡生、官生、恩生、功生、例生、土官、外国生、幼勋臣及勋戚大臣子弟之入监者，奉监规而训课之，造以明体达用之学，以孝弟、礼义、忠信、廉耻为之本，以六经、诸史为之业，务各期以敦伦善行，敬业乐群，以修举古乐正、成均之师道。”（《明史·职官志二》卷七十三，志第四十九）明初国子监监生多达上万人，中后期虽然数量大为减少，但也有数千人。国子监生中的多数人在毕业后往往被增补到大明帝国官僚队伍中去，因此说谁要是担任国子监祭酒有些年份的话，那真可谓在大明政治舞台上桃李满天下。
如果说明代国子监相当于现在的本科教育的话，那么翰林院属下的庶吉士教育则可能相当于现在的博士生或博士后教育了（大致类比，不一定十分精确）。
“庶吉士，自洪武初有六科庶吉士。十八年以进士在翰林院、承敕监等近侍者，俱称庶吉士。永乐二年，始定为翰林院庶吉士，选进士文学优等及善书者为之。三年试之。其留者，二甲授编修，三甲授检讨；不得留者，则为给事中、御史，或出为州县官。宣德五年，始命（翰林院）学士教习。”（《明史·职官志二》卷七十三，志第四十九）
自永乐帝确立庶吉士制度以后，逐渐形成了“行令有志学古者各录其平日所作古文十五篇以上，限一月以里，投送礼部”。礼部将收到的文章集中起来再送给翰林院去初选，翰林院挑出文采优秀者作为复试的候选人，再由内阁和吏部出卷进行复试，礼部将试卷糊名后再组织人员进行判卷。最后根据初选和复试的成绩择优录取二十名到三十名为翰林院庶吉士，这个过程就叫“馆选”。馆选好了，朝廷再委派学识渊博资历高深的翰林来担任他们的老师，庶吉士在馆学习三年毕业，这时称为“散馆”，优秀毕业生留在翰林院任编修、检讨，其余的出任科道官给事中和御史等。由庶吉士出身的官员在后来大明官场上的升迁要比其他官员快捷，因而深受士人们重视。（《明史·职官志二》卷七十三，志第四十九）
但明朝前期对于相隔多少时间考选庶吉士和选拔多少人为庶吉士等问题则没有明确的规定，从宣宗到了英宗、景泰和宪宗，有时想起了就搞一次馆选，想不起就不搞了。弘治四年，“给事中涂旦以累科不选庶吉士，请循祖制行之。大学士徐溥言：‘自永乐二年以来，或间科一选，或连科屡选，或数科不选，或合三科同选，初无定限。或内阁自选，或礼部选送，或会礼部同选，或限年岁，或拘地方，或采誉望，或就廷试卷中查取，或别出题考试，亦无定制。自古帝王储才馆阁以教养之。本朝所以储养之者，自及第进士之外，止有庶吉士一途，而或选或否。且有才者未必皆选，所选者未必皆才，若更拘地方、年岁，则是已成之才又多弃而不用也。请自今以后，立为定制，一次开科，一次选用。令新进士录平日所作论、策、诗、赋、序、记等文字，限十五篇以上，呈之礼部，送翰林考订。少年有新作五篇，亦许投试翰林院。择其词藻文理可取者，按号行取。礼部以糊名试卷，偕阁臣出题考试于东阁，试卷与所投之文相称，即收预选。每科所选不过二十人，每选所留不过三五辈，将来成就必有足赖者。’孝宗从其请，命内阁同吏、礼二部考选以为常。”自此开始庶吉士制度运行大致进入常态化，不过“自嘉靖癸未至万历庚辰，中间有九科不选。”（《明史·选举志二》卷七十，志第四十六）
从庶吉士教育最后士人的“出路”来看，成绩差一点的“出为给事、御史”，即明代人所称的言官。大家别小看了这些只有七品官位的言官，他们手中的权力可大了，几乎朝堂上所有的官员都为其监察的对象；成绩好一点的则“留翰林为编修、检讨”，即人们熟知的翰林官。而明代中期起又形成了“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的惯例，所以自“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通计明一代宰辅一百七十馀人，由翰林者十九。盖科举视前代为盛，翰林之盛，则前代所绝无也。”（《明史·选举志二》卷七十，志第四十六）
既然庶吉士教育与翰林官的地位如此重要，那么教习庶吉士的老师就更不用多说了。而隆庆、万历之际的丁士美恰恰出任的就是这样的官职。由此可以说，那时的丁状元正在走进大明帝国权力的中心圈。有史为证，请看：
（五）担任隆庆、万历两代帝师，“致君尧舜上”
隆庆元年四月癸巳日，明穆宗“命太师兼太子太师、成国公朱希忠，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徐阶知经筵事，少保兼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李春芳、郭朴，少保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高拱，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陈以勤，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张居正同知经筵事，赐之敕曰：‘朕惟帝王修齐治平之道，具在经史，然必讲明之无疑，庶几推行之有效，肆我祖宗列圣法古帝王，讲明正学，经筵盛典，世世举行。朕以眇躬君临万国，仰承丕绪，恒思克荷之艰祗，率旧章冀获多闻之益。今将以四月二十二日御经筵，命尔希忠、阶知经筵事，春芳、朴、拱、以勤、居正同知经筵事，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赵贞吉、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林树声、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掌院事潘晟、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殷士儋、国子监祭酒林燫、右春坊右谕德兼翰林院侍读吕调阳、翰林院侍读吕旻、王希烈，修撰诸大绶、丁士羙、编修孙铤、张四维、林士章、陈栋充经筵官，阶、春芳、朴、拱、以勤、居正并晟、士儋、大绶、四维日侍讲读。夫君以修德为要，宜勤讲学明理之功臣，以辅德为忠务，尽责难陈善之实，卿等其尚端志，竭诚稽于古训，启沃朕心。凡经史所载，理欲消长之端，政治得失之故，人才忠邪之办，统业兴替之由，明白开陈，毋有所隐，务俾学缉熙于光明，治允跻于隆盛，上以副皇天、祖宗眷托之重，下以敷海宇黎庶熙皞之休，而卿等引君当道辅成上德人臣之职，斯无忝矣，钦哉！’”（《明穆宗实录》卷之七）
隆庆四年正月壬辰日，明穆宗“以右春坊右谕德丁士羙充日讲官。”（《明穆宗实录》卷之四十一）
隆庆六年八月丁卯日，“辅臣张居正等题旧例，日讲官四员，或增至五员。今讲读写字后，又进讲《通鉴节要》，则四员似不足用，合再添二员。又讲读后，仍该写字，则必用侍书恭侍、左右开说笔法，并写讲章，及日讲起止，乃命东宫讲读官马自强、陶大临、陈经邦、何雒文、沈鲤，侍班官丁士羙并为日讲官，马继文、徐继申仍为侍书官。”（《明神宗实录》卷之四）
万历元年正月辛卯日，大学士张居正等请开经筵，明神宗命礼部具议，并“命成国公朱希忠、大学士张居正知经筵，大学士吕调阳同知经筵，侍郎等官陶大临、王希烈、汪镗、丁士羙、申时行、王锡爵、陈经邦、何雒文、沈鲤、许国、沉渊、陈思育为讲官，罗万化、王家屏、陈于陛、徐显卿、张位、韩世能、林偕春、成宪为展书官，两房各官周维藩、吴自成、章子谊、马继文、徐继申、黎民表、刘大武、成楫为写讲章官，并起止驸马都尉许从诚为侍卫官，彰武伯杨炳及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各掌印官一员，为侍班官，给事中、监察御史各二员为侍仪官，锦衣卫、鸿胪寺各堂上官一员，鸣赞序班共八员为执事官。”（《明神宗实录》卷之九）
万历元年二月丁卯日，明廷“升礼部右侍郎、管国子监祭酒事汪镗为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回部管事，仍充经筵讲官，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丁士羙为礼部右侍郎兼官日讲教习，俱照旧。”（《明神宗实录》卷之十）
上述史料中涉及的经筵和日讲是中国传统社会里专为皇帝学习治国平天下知识与理论而设立的御前讲席教育。早在西汉时就曾有儒臣为汉宣帝讲学石渠阁的历史先例。唐玄宗时设置集贤院，令耆儒日讲经史。宋朝开始正式有了“经筵”，形成了每年春二月至五月端午、秋八月至冬至逢单日由讲官轮流入侍进讲的皇帝受教育制度。
明朝开国后六十多年的时间里，虽有“经筵”之名，但正式像样的皇帝接受再教育制度却一直没有建立起来，其主要表现为既“无定日，亦无定所。”（《明史·礼志九·嘉礼三》卷五十五，志第三十一）
洪武十五年（1382）九月，已退休的晋府长史桂彦良在上“太平治要”12条中将“经筵”作为治国之要提了出来。他说：“自昔圣主贤臣治天下之大经大法，具载六经，垂训万世，不可以不讲也。讲之则理明而心正，措诸政事无不得其当。今当大兴文教之日，宜择老成名儒，于朔望视朝之际，进讲经书一篇，敷陈大义，使上下耸听，人人警省，兴起善心，深有补于治化也。”（《明太祖实录》卷之一百四十八）
与宋代“经筵”相比，桂彦良将皇帝接受再教育时间作了缩短，要求每月初一、十五定期进讲。即使这样，自视甚高的明太祖却依然没把这太当回事，心情好时想起了就让人去叫儒臣们来给他讲讲，没心情的时候就根本不举行。这样的情势一直延续到了永宣时代，大明经筵制度还是没能建立起来。（《大明会典》卷之五十二）
有明一代经筵制度正式确立是在明英宗第一次当皇帝的正统元年（1436年）二月。那时开始规定，经筵讲读分为经筵和日讲两种。经筵又称为月讲，即由皇帝到文渊阁或文华殿向内阁阁臣和翰林院学士学习或讨论与研究经史，一般是每年二月到五月、八月到十月逢二的日子，即初二、十二和二十二日举行。因为是帝国第一人在受教育，在极度讲究礼制的中国传统社会里，整个经筵教学过程反映出更多的是等级礼仪性与繁复性，“其制，勋臣一人知经筵事，内阁学士或知或同知。尚书、都御史、通政使、大理卿及学士等侍班，翰林院、春坊官及国子监祭酒二员进讲，春坊官二员展书，给事中御史各二员侍仪，鸿胪寺、锦衣卫堂上官各一员供事，鸣赞一赞礼，序班四举案，勋臣或驸马一人领将军侍卫。礼部择吉请，先期设御座于文华殿，设御案于座东稍南，设讲案于案南稍东。是日，司礼监先陈所讲《四书》、经、史各一册置御案，一册置讲案，皆《四书》东，经、史西。讲官各择撰讲章置册内。帝升座，知经筵及侍班等官于丹陛上，五拜三叩头。(后每讲止行叩头礼。)以次上殿，东西序立。序班二员，举御案于座前，二员举讲案置御案南正中。鸿胪官赞进讲。讲官二员从东西班出，诣讲案前，北向并立。东西展书官各至御案南铜鹤下，相向立。鸿胪官赞讲拜，兴。东班展书官诣御案前，跪展《四书》，退立于东鹤下。讲官至讲案前立，奏讲某书，讲毕退。展书官跪掩书，仍退立鹤下。西班展书官展经或史，讲官进讲，退，如初。鸿胪官赞讲官拜，兴。各退就东西班，展书官随之，序班彻御案讲案。礼毕，命赐酒饭。各官出至丹陛，行叩头礼。至左顺门，酒饭毕，入行叩头礼。”（《明史·礼志九·嘉礼三》卷五十五，志第三十一）
就职官制度而言，明英宗时代确立下来的经筵官系列及其职责是这样的：①知经筵事，即总体负责经筵讲读事宜，一般是由一员师、保之衔的公侯勋臣和内阁首席阁臣担任此职；②同知经筵事，相当于协助知经筵事负责经筵讲读事宜，一般由殿阁大学士和兼翰林院学士之衔的六部尚书或侍郎担任，人员二至三名；③经筵官，即直接为皇帝讲读经史的讲读官，一般由兼任翰林院修撰以上职衔的部院大臣或国子监祭酒担任，没有人数定额，视具体情况而定；④展书官，即专门为皇帝讲读经史的经筵展掩御用书籍的官员，一般由两名春坊官担任此职；⑤侍仪官，即由给事中、御史各两员担任，专门负责经筵的侍仪；⑥供事官，由鸿胪寺、锦衣卫堂上官各一员担任，鸿胪寺鸣赞，锦衣卫扈卫，即负责经筵的司仪和扈卫等事宜。还有“勋臣或驸马一人领将军侍卫”（《明史·礼志九·嘉礼三》卷五十五，《明英宗实录》卷之十四，马渭源：《大明帝国》系列之⑾《正统、景泰帝卷》上册，东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第1版，P137～P140）。
隆庆元年，明穆宗对上述经筵制度又做了一些修正：“定先一日告奉先殿，告几筵。是日，帝诣文华殿左室，展礼先圣先师。讲章于前两日先进呈览。”万历二年，大明朝廷再“定春讲以二月十二日起，至五月初二日止，秋讲以八月十二日起，至十月初二日止，不必题请。”（《明史·礼志九·嘉礼三》卷五十五，志第三十一）而据上引的正史史料来看，当时丁士美出任的正是隆庆、万历两帝御前的春讲和秋讲老师，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经筵教育老师。
经筵讲读制度的另一种形式叫日讲。“日讲，御文华穿殿，止用讲读官内阁学士侍班，不用侍仪等官。讲官或四或六。开读初，吉服，五拜三叩首，后常服，一拜三叩首。阁臣同侍于殿内，候帝口宣‘先生来’，同进，叩首，东西立。读者先至御前一揖，至案展书，压金尺，执牙签。读五过，掩书一揖退。先书，次经，次史，进讲如读仪。侍书官侍习书毕，各叩头退。于文华殿赐茶，文华门赐酒饭。”（《明史·礼志九·嘉礼三》卷五十五，志第三十一）
这一套日讲制度到了嘉隆万时期有了变化，先是嘉靖六年四月，因大学士杨一清的奏请，明世宗朱厚熜下令“于经筵讲官内与日讲官，各分为两班，每逢三、八日各轮一人进讲”《大学衍义》。（《明世宗实录》卷之七十五）除了内容有了明确的增加外，日讲仪式后来又有所改变，嘉靖十年，朝廷“定无逸殿讲仪。质明，帝常服乘辇至殿门，众官于门外迎候。帝降辇，乘板舆，至殿升座。各官于殿门外一拜三叩首，入内，东西序立。赞进讲，讲官大学士一员出班叩首。命赐坐，一叩首，乃坐。讲毕，展书官跪掩讲章，讲官叩头复班。又学士一员承旨坐讲，如初礼毕。各官至豳风亭候驾至，亭内赐宴。”（《明史·礼志九·嘉礼三》卷五十五，志第三十一，《明世宗实录》卷之一百三十二）
隆庆六年，由于当朝天子年幼，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进行教育，当时朝廷权臣张居正决定，修正日讲制度，增加“午讲”。那年八月丙寅日，小皇帝朱翊钧在宣治门临朝视事，大学士张居正等题奏日讲仪注：第一，“上（指万历帝，以下同）在东宫讲读《大学》、《尚书》，今宜接续讲读，先《大学》十遍，次读《尚书》十遍，讲官各随即进讲，讲读毕各退。”第二，“讲读毕，上进暖阁少憩，司礼监将各衙门章奏进上御览，臣等退西厢房伺候。上若有所咨问，即召至御前，将本中事情一一明白敷奏。”第三，“览本后，臣等率正字官侍上进字，毕若再进憩暖阁，臣等仍退西厢房伺候，否即率讲官进午讲。”第四，“近午初时进讲《通鉴节要》，讲官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解明白，讲毕各退，上还宫。”第五，“各官讲读毕，或圣心于书义有疑即下问，臣等再用俗说讲解，务求明白。”第六，“三、六、九视朝日，暂免讲读。上宫中有暇，将讲读过经书从容温习，或看字体法帖随意写字一幅，不致工夫间断。”第七，“每日定日出时早膳毕，即讲读。午膳毕还宫。”第八，“照先朝事例，非遇大寒大暑，不辍讲读。本日若遇风雨，传旨暂免。”（《明神宗实录》卷之四，《明史·礼志九·嘉礼三》卷五十五，志第三十一）
小皇帝朱翊钧接到题本后当即予以批准，也正因为鉴于对儿童皇帝教育的工作量明显要大于对成年皇帝的教育，张居正等辅臣在第二天又给小皇帝上奏说：“旧例日讲官四员，或增至五员。今讲读、写字后，又进讲《通鉴节要》，则四员似不足用，合再添二员。又讲读后，仍该写字，则必用侍书恭侍、左右开说笔法，并写讲章，及日讲起止”，张阁老随即开列了日讲官名单。明神宗接奏后下令“东宫讲读官马自强、陶大临、陈经邦、何雒文、沈鲤，侍班官丁士羙并为日讲官，马继文、徐继申仍为侍书官。”（《明神宗实录》卷之四）
虽然日讲从表面来看与经筵似乎并没什么大的差异，但实际却不然。“经筵凡十日一举，日讲无日不举；经筵群官列侍，礼法甚严，日讲惟儒臣数人，情意稍洽，其感通之益，尤有胜于经筵者。”（《明孝宗实录》卷之一百二十三）换言之，日讲要比经筵来得频繁，君臣之间也不必太拘泥于礼节，想说什么就说，因此说日讲对皇帝的影响要比经筵大得多。由于这样的日讲教学活动天天要举行，就如我们现在中小学教学一般，所以说当时的万历帝在外廷接受教育方面影响最深的可能就要数张居正、丁士美等人了。再看丁士美“每进御前，必以正言格论，反覆开道，古今之治乱，君德之成败，人才之进退，风俗之盛衰，莫不凿然可指。”万历帝“为耸听嘉纳，御书赐以‘责难陈善’四大字”。（【明】许国：《通议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恪丁公后溪墓志铭》）
当然光精神鼓励还是不够的。万历元年八月甲寅日，明神宗朱翊钧“以建元圣寿，赐辅臣张居正银六十两、钞罗、斗牛、蟒衣各一袭，吕调阳银四十两、钞罗、仙鹤衣各一袭，讲官陶大临、丁士羙各银二十两、二品胸背罗衣一袭，陈经邦等四员各银十五两、五品罗衣一袭，正字官二员各银十两、本品罗衣一袭，居正等疏谢上，报闻。（《明神宗实录》卷之十六）
万历二年五月甲戌日，皇帝朱翊钧又“赐辅臣张居正等、讲官丁士美等金艾叶簪、绫符艾叶有差。”（《明神宗实录》卷之二十五）
万历二年五月戊子日，明廷在升吏部右侍郎杨巍为本部左侍郎的同时，“改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丁士美为吏部右侍郎。”（《明神宗实录》卷之二十五）
万历二年五月己丑日，明神宗“赐辅臣张居正等讲官、丁士美等扇各有差。”（《明神宗实录》卷之二十五）
万历二年十一月丙子，“上（指明神宗）以圣母慈圣皇太后圣节，赐辅臣张居正等银纻蟒衣有差，讲官丁士美等六员及正字官徐继申等二员各赏次之”（《明神宗实录》卷之三十一）
万历三年二月乙亥日，“上长发礼成，赐辅臣张居正银五十两、纻丝四表里，吕调阳纻丝三表里、银四十两，讲官丁士羙六员各银二十两、纻丝二表里，正字官为继文等二员各银十两、纻丝一疋。（《明神宗实录》卷之三十五）
万历三年三月癸卯日，“大学士张居正题：日讲官丁士羙等六员轮赴馆记注起居，以修撰王家屏、徐显卿、张位、于慎行、沈懋孝，编修沈一贯、编修章奏时位方给假在籍，促令复任，以修复史职议，建自位也。上从之。”（《明神宗实录》卷之三十六）
万历三年三月甲辰日，明廷“升吏部右侍郎丁士羙为本部左侍郎，副都御史何维柏为吏部右侍郎。”（《明神宗实录》卷之三十六）
万历三年四月丁酉日，明神宗“赐辅臣张居正金书黄符红符各四道、金艾叶四副、黄绫符二道、红绫符二道，吕调阳半之，讲官丁士羙等六员各银书黄符一道、金书红符一道、金艾叶一副、红绫符一道。”（《明神宗实录》卷之三十七）
万历三年五月己亥日，明神宗又“赐辅臣张居正圆光箑扇三把、泥金骨画面扇四把、小式扇四把、片金扇五把，吕调阳圆光箑扇一把、泥金骨画面扇二把、小式扇四把、片金扇四把，讲官丁士羙等各画面小式扇有差。”（《明神宗实录》卷之三十八）
万历三年五月乙巳日，“上（指明神宗）御文华殿讲读，赐辅臣张居正紫金锭药二十封，吕调阳半之，讲官丁士羙等又半之。”（《明神宗实录》卷之三十八）
……
毋需更多的例证，由上我们不难看出，到万历三年下半年时，除了张居正和吕调阳外，万历帝跟前的亲近之臣依次而言就数丁士美了。继续照着这样情势发展的话，丁状元很有可能进入张居正主持的内阁，成为大明帝国权力中心圈的最重要人物。但不幸的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从老家传来消息，丁父病亡。闻听噩耗，丁士美悲痛欲绝，遂于万历三年七月甲寅日乞请回家守制。明神宗当即予以允准，并“以经筵展书官修撰王家屏补之。”（《明神宗实录》卷之四十）
再说丁士美本来就是个大孝子，在出任日讲官时，曾因父亲“封翁年高，每欲终养以日，晋请告不遂，居常拂郁”，他经常跟人说：“恶有为人子不获养其亲者？”等到父丧消息传至北京府邸时，他当即“恸哭几绝者数四，每自咎责，不可为人，执哀至毁，因之成疾，郗亦不意其遂不起也。”（【明】许国：《通议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恪丁公后溪墓志铭》）
本来回家是奔丧“送走父亲”的，让人没想到的是，一代才子、朝廷重臣、两朝帝师丁士美在“丁父忧”期间将自己也给“送走”了。这是万历五年八月十一日的事情，恰巧为丁状元五十七岁。消息传到北京，皇帝朱翊钧“方念其忠勤”（【明】许国：《通议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恪丁公后溪墓志铭》），遂于八月丙寅日下旨：“赠吏部尚书，以讲读效劳，予祭葬如例，谥文恪。”（《明神宗实录》卷之六十五）万历三十三年冬十月，明廷又降旨，准荫丁士美一子，以此来表达对丁状元丁老师为朝廷所做出奉献之肯定。（《明神宗实录》卷之四百一十四）
（六）以独特的人格精神与方式影响大明君主与臣民，为世人所敬仰
坦率而言，在高官巨卿云集的朝廷里，最终以正三品的吏部左侍郎之职离开政坛的丁士美算不上是那时的朝廷大咖，或者说是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但在嘉隆万那个特别的年代里，从苏北清河县走出的这位大才子以他独特的方式与人格精神影响了世人。那时的同僚、万历朝后期曾入阁的阁臣许国曾这样阐述道：“（丁士美）居常自为防检，不喜纷华之习，将迎之态，与俦人处，退然若无能也。遇意所不可，辄面艴色，是是非非，屹不可回。至于书疏问候，俗所籍以趋世情，谋荣宠，一切以为不足为矣。性好聚书而尤慎于取，与为文，极根于理，典雅浑融，不以雕藻为尚，在仕籍殆二十年，存心未尝一日不在天下；忧时愤事，每有议论，旁听竦然未尝出位为喋喋以伤寡默，又非其人，亦不至率尔启齿颊，以招谤尤，独以予感拙，时出肺腑相示。其大者能知一二，而未见于施为，尝为公憾。”（【明】许国：《通议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恪丁公后溪墓志铭》）
其实在笔者看来，尴尬的政局、危急的时势和内敛的个性决定了入仕后的丁士美不可能在政治舞台上有着太多的作为空间。不过他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践行了传统士大夫的另一种人生理想：“（君子）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即君主时刻不忘天下为本，在有限的时空中发挥着自己应有的作用，这恐怕就是当年万历帝喜欢丁老师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吧。与同为帝师的但十分贪婪又专横跋扈的大改革家张居正相比，丁士美则更多地以自身独特的人格魅力和风细雨地影响着万历帝，而这样的影响或许是沦浃肌髓的，所以时人许国曾这样说道：“上（指万历帝）方欲大用公（指丁士美）而惜其不幸也”，大概说的就是这层意思吧。（【明】许国：《通议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恪丁公后溪墓志铭》）
更有丁士美的独特的行为与人格精神还影响了有明一代人，明末文人沈德符曾记载道：“嘉靖中，翰林编修赵祖鹏者号太冲，浙之东阳人，居京师，有女嫁缇帅陆武惠（炳）为继室，倚陆声势张甚，富贵擅一时，然为士林所不齿。赵幼女甫笄，才而艳，值己未春榜后状元丁文恪（士美）丧偶，赵欲以女字之，丁坚拒不从，赵大不堪。适会元蔡茂春室人亦亡，慕赵光焰，托媒为地道，赵喜甚，蔡遂委禽为赘婿，一时清议沸然，咸重丁而薄蔡。未几陆武惠殁，赵以大计外迁，寻被讦下狱论死，赦出，家顿落。蔡亦从郎署外谪，屡踬宦途，仅得至归德知府，又中计典罢归，不振而死。盖始终坐赘赵一事也。赵氏以盛年嫠居，贫悴困苦，闻今尚存。予入都时过其门，见有一贞妇匾在委巷中，谛视之，则赵氏居也。”（【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嗤鄙·脔婿》）卷二十六）
沈德符撰写《万历野获编》是在万历末年，而翰林编修赵祖鹏入赘权臣陆炳家的没脸面之事早已为世人所诟病。与此相对，丁士美不媚权贵的佳话却为人们传颂着，不，应该说是他践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儒家理想人格精神在为人们所传颂着。
再看在近二十年仕宦生涯中，丁士美不懈努力，奋励入仕之路，再创苏北科举之佳话；参与重录《永乐大典》，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两度主持顺天府乡试与朝廷武举会试，担任廷试读卷官，为大明帝国选拔优秀文武人才；主管大明国子监与翰林院，为大明培养储备文臣人才；担任隆庆、万历两代帝师，“致君尧舜上”……谁能否认这样的状元才子在大明历史上所应有的地位与影响？
2017.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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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渭源：明史专家，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编审。苏州人。全国多家电视台与网站历史文化栏目主讲人，北京、南京多所高校与研究机构兼职教授、研究员，中国中央电视台“发现之旅”多任嘉宾和“百科探秘”特邀嘉宾，美国中文电视台Sinovision特邀嘉宾，美国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多任主讲人，江苏省文化品牌栏目南京市委宣传部“市民学堂”常任主讲人，南京电视台“金陵往事”主讲人，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人文讲堂”主讲人，江苏教育电视台“城市传奇”常任嘉宾，安徽电视台“新安大讲堂”主讲人，安徽电视台“旧闻新说”常任嘉宾，福建宁德网站历史文化栏目主讲人。主讲过大型系列历史文化讲座《大明王朝在南京》（118集） 《破解大明第一谜案系列》 《大明帝国传奇人物系列》 《大明帝国兴亡300年》 《大明帝国探秘》 《大明五大谜案》等，深受海内外广大观众喜爱。
出版了《大明帝国》系列之①～16和《大明风云》系列之①～⑧等28部个人学术专著（总字数约有1000万字），负责主持编辑出版国家“十一五”重点电子音像出版物规划项目《明文化》系列、《汉风》系列，并两次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奖”。 马渭源撰写的《大明帝国》系列、《大明风云》系列著作为哥伦比亚大学（Columbla University）、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等世界一流高等学府和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诸国国会图书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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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陈健
编辑：黄美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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