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梦晗论文-《新安大族志》之成就与影响-师大史学
周梦晗论文|《新安大族志》之成就与影响-师大史学
周梦晗
“郡谱”或全国性统一的谱书的出现有着悠久的历史，唐初有官方颁行的《氏族志》。元代，徽州出现一部记载地方氏族的《新安大族志》（以下简称《大族志》）。此后，又陆续涌现出《新安名族志》、《休宁名族志》，形成了徽州特有的“族志”系列。目前，学界对《大族志》关注不够，对其成就和影响语焉不详。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其成就和影响作重点阐述。笔者不揣浅陋，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别识心裁的“族志”
陈栎在《新安大族志序》中说：“夫族志者，乃先朝唐太祖高皇帝命诸贤臣儒士而集族志以继宗祖之义，正风化之遗，使不忘乎本也。”这里，“族志”是指贞观《氏族志》，陈栎已认识到“族志”的重要性。在陈栎看来，编修“族志”可以“继宗祖”、“正风化”。实际上，唐太宗李世民时所修《氏族志》，是通过“序列天下氏族门第”来选拔官员，侧重它的政治功能，这对唐朝的稳定和繁荣影响很大。然而，陈栎的《大族志》，注重其社会功能，通过“继祖宗”、“正风化”，以实现“不忘本”，这对维持明清徽州风俗淳朴、社会稳定有重大意义。《大族志》作为元代家谱“总结性”的著作，陈栎虽草创未就，然开了徽州编修“族志”的先河。
（一）编修原则
首先，编排姓氏，以“所迁先后”为次序。据《新安大族志·凡例》记载，“各姓据所迁新安朝代先后为之次序并无甲乙”。可见，陈栎有意识的对姓氏进行编次，不以氏族“甲乙”而论，而以迁徙先后为准。如程氏，黄帝重黎后。……汉末曰普为都亭侯，普之后曰元谭，永嘉间为新安太守，赐第黄墩。十四世曰灵洗，击侯景，封重安公，谥忠壮，追封忠烈王，子二十二人，居新安。鲍氏，鲍本姒姓，夏禹王之后。……先世青州，至晋曰伸，镇新安。永嘉末，子孙避兵江南。咸和中，曰弘，任新安太守，因占籍居此。这里，程氏是在“永嘉间”定居新安，而鲍氏是在“永嘉末”避兵江南。不难看出，程、鲍两姓的编次是以他们迁徙新安先后次序为原则的。
其次，详其所自出，而略其事迹。凡例中写到，“大族实迹，自见各宅宗谱，此概不赘”。从“族志”内容来看，未有对大族“实迹”的任何记载。如方氏，方出榆罔之子，雷封方山，因氏焉。汉永光初，祭酒伟推之孙长史家丹阳，唐时曰肃者，挕桐庐万户，卜居于白云村。紧接着写到，歙县大族方氏：结林派、罗田派、沦坑派，等等。文中又写到，结林派，郡南十五里，唐玄英十二世孙桂，自白云村迁歙西柘源。桂后十三世曰宁、信，兄弟六人其后散居新安。不难发现，它仅言大族出处，未论及大族事迹。
第三，“标其地名”，以实现“分明世派”。凡例中称，“各邑有同姓、同族者，则合其派而书之”。实际上，以派别来区分同姓族群，这是《大族志》最重要的编写方式。如俞氏，它有歙县派、溪西派、山斗派、长田派、钟口派、礼田派、石兀派、豊洛派、新源派，共九大派系。这些派别实由地名构成，这与《名族志》略显不同，它们用村镇名来记载氏族。如《新安名族志》中的俞氏，歙县的岩镇，休宁的溪西、万安、山斗，等等。另外，《大族志》在世派旁标注方位，如歙县余氏，余岸派，邑南四十里；余家派，邑西三十里；汝溪派，邑南五十里。
（二）内容体例
首先，在体例上，陈栎是经过认真思考的。《大族志》的基本框架是姓氏、邑名、方位、派别。如黄氏，歙县大族黄氏，石岭派（邑西南十里），黄家坞（邑东隅），竦塘派（邑西四十里），黄屯派（邑西九里），潭渡派（城西四十里），虬村派（邑西九里）。对于世系不详的，则“止标其地名”。与家谱相比，这种体例十分独特。南宋朱熹认为，家谱主要是由世系和文献两部分构成。世系是家谱的核心，在家谱中占有很大篇幅。然而，《大族志》更关心对氏族渊源的追溯。有趣的是，敦煌出土的《氏族志》在体例上与《大族志》十分相近①。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在元代，类似于《氏族志》的谱书还有流传，陈栎得以借鉴了其中的编修方法。这些谱书为私人所作，以稿本或抄本的形式流传，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逝。陈栎的《大族志》也是稿本，只不过陈栎是元代大儒，徽州又是典型的宗族社会，因而《大族志》能流传下来。
其次，在内容上，《大族志》的记载偏于简略。主要包含姓氏来源、家族始祖，宗族派别、迁徙情况五个方面的内容。如汪氏，汪始于鲁成公黑肱次子夫人姒氏，生侯有文在手曰汪，遂以名之，食采于颖川，号汪侯，子孙遂以为氏。汉末曰文和，以破黄巾为龙骧将军；建安二年，渡江，孙策表为会稽令，家新安。十二世曰勋明，生僧莹、僧湛。莹长子曰华，当隋末，保守宣、歙、杭、睦、婺、饶六州，称兴王，唐封越国公，庙祀乌聊山，宋元追封王，生子九人，曰建、璨、达、广、逊、爽、俊、献。僧湛第三子曰铁佛，隋大业间为新安首领，与兄华分兵争讨，保据歙州，武德三年，兄华遣镇佛入唐纳款，授金紫光禄大夫，四年授本守六州总管长史、上柱国、宣城郡开国公，生八子曰伯广、伯密、伯伦、伯廉、伯雅、伯嶷、伯顺、伯儅。迄今十姓大汪云。歙县大族汪氏，唐模派、潜口派、上路派、稠墅派，等等。其中，唐模派是华公长子建八世孙思立元和间由澄源迁此。潜口派是唐模派宋大夫曰叔敖迁此今梧竹源此分派。文中，对汪氏的姓氏来源、始祖、始迁祖、派别、迁徙情况都有介绍。与家谱不同的是，《大族志》中没有记载家族名人，更没有对他们的生殁年月、迁葬地址、重要事迹的介绍。这是因为：家谱的编修者有较强的血缘意识，更注重家族成员的亲疏关系；而“族志”的编修者有浓厚的地缘意识，只关心氏族迁徙的先后次序。
总之，《大族志》不拘成格而富有变化，虽然“疏略未备，且立例混于他郡姓名”，但它包含了徽州氏族的一些信息，于元代族姓之研究，不失为一重要资料。陈栎草创之功，应当得到首肯。需要指出的是，陈栎在序中明确提到了编修《大族志》的目的，他说：“族志何为而作也？士君子上以推本得姓之源、下以载派脉之远而作也。”在陈栎看来，编修“族志”是为了“继祖宗”、“正风化”，要“推得姓之源”、“载派脉之远”来实现它，反映了陈栎编修“族志”的思想，对《名族志》的编修有指导意义。
二、“族志”系列的出现
荷兰汉学家宋汉理说：“从所有现存的只习惯于记载单一氏族的族谱和宗谱的撰写体例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地区氏族的综合写法同别的地方相比较，已经有了异乎寻常的发展。”自《大族志》之后，陆续出现了《新安名族志》、《休宁名族志》。它们与《大族志》共同构成了徽州特有的“族志”系列。
明代涌现出一批热衷于编修“族志”的学者，如郑佐、洪垣、戴廷明、程尚宽、曹嗣轩，等等。他们以编修“族志”为己任，不断地去搜集、整理资料。据《程尚宽引》记载，“元儒陈氏定宇尝编有《新安大族志》，其书惜未盛行者。双溪郑公、觉山洪公因其遗编增益而梓布之，……而为之采录者，则始于祁之叶本静，继之以休之戴廷明辈，勤勤搜辑，垂十年矣”。不难看出，这些有志于编修“族志”的学者，追随陈栎的足迹，实现陈栎的遗意。
关于陈栎的遗意，洪垣在序中有论及，他说：“元儒陈定宇以不得行其志，惧乡俗日且疚戾，乃窃取新安名族，叙其源委，以微存昭鉴之权于十一，识者亮之。”这里，洪垣称陈栎“惧乡俗日且疚戾”，暗示了陈栎“正风化”的遗意。王讽在序中则作了详述，他说：“而陈定宇之意，苟其借名族之志，以厘正新安之风俗，以寓观感警劝之机，其顾不在于先定谱而后定志哉！”这里，他揭示了陈栎作《大族志》是为了“厘正新安之风俗”的用意。如果要实现“正风化”，就要“推得姓之源”、“载派脉之远”。胡晓在序中坦白的说：“族志者，所以明本宗、纪世系也。”换言之，要有追溯本源的一本观，以及彰显家声的明世系。
“族志”的编修，受到了一本观的指导。《大族志》、《名族志》都有对姓氏本源的追溯。为说明情况，以程氏为例。具体内容，详见下表。
表1-1
邑名
支派
迁徙情况
休宁
汊口派
忠壮十五世孙沄，为歙州副兵马统帅检校御史中丞迁此
闵口派
忠壮十五世孙渝，佐兄保障，居汊口后迁此
率口派
元谭公三十五世孙安尚迁此
榆村派
忠壮公裔迁此
遐富派
忠壮公系迁此，小贺由此分枝
山斗派
沄次子仲节四世孙迪之子照迁此
黄石派
沄十一世孙百一公后由汊口派迁此
资料来源：《新安大族志》
表1-2
邑名
支派
迁徙情况
休宁
汊口
忠壮公十五世孙都使沄公，黄巢乱，起兵守东密岩，始家于此
塘尾
忠壮公二十一世曰世望者，闲居乐其山川明秀，遂居于此
溪西
忠壮公廿一世曰世高始迁此
屯溪
出溪西派，世高十四世曰舟武始迁此
会里
出忠壮公十五世孙曰清始迁于此
陪郭
忠壮公十六世孙曰南节，官至左领军大将军，镇休宁，遂家焉
闵口
忠壮公十四世孙曰渝，尝佐兄沄……寻迁于此
资料来源：《新安名族志》
表1-3
邑名
支派
迁徙情况
休宁
篁墩草市
派出东吴都亭侯程普之后曰元谭，……遂世居焉
汊口
忠壮公十五世孙都知兵马使曰沄，……始家于此
会里
出忠壮公十五世孙曰清始迁于此
陪郭
忠壮公十六世孙曰南节，为左领军大将军，镇休宁，遂家焉
富溪
忠壮公十七世孙曰炳，南唐同光二年由闵口迁此
率东
出梁忠壮公后
金川
忠壮公十五世孙曰清，居会里。……十七世曰棣，始迁金川
资料来源：《休宁名族志》
从上表来看，《名族志》对《大族志》的体例有因袭，特别是对宗族迁徙情况的记载，可以说是“族志”的一大特色。在迁徙情况中，当追溯程氏本源时，几乎都归为忠壮公。《大族志》有4处，《新安名族志》有6处，《休宁名族志》有6处。可见，“族志”的编修受到了一本观的指导。
此外，“族志”的编修，还重视“纪世系”。陈栎在编修《大族志》时，极为强调“载派脉”，至戴廷明、程尚宽时，这方面有新的突破，他们以明世系来取代“载派脉”。以歙县程氏、汪氏、黄氏为例，详见下表。
表3-1
歙县
程氏
汪氏
黄氏
支派
槐塘派、郡城派、荷花池派、岑山渡派、宣明坊派、南市派、竦口派、临河派、岩镇派、五里牌边派、虹梁派、元里派、表里派、冯塘派、褒家坦派、云雾塘派、堨田派、托山派、方村派、唐具派、古城关派
唐模派、潜口派、上路派、
稠墅派、古城关派、西沙溪派、斗山派、岩镇派 、富堨派 、水界山派、环山派
石岭派、黄家坞、竦塘派、黄屯派、潭渡派、虬村派
资料来源：《新安大族志》
表3-2
歙县
程氏
汪氏
黄氏
支派
槐塘、虹梁、潜口、元里村、宣明坊、表里、褒嘉坦、岩镇、云雾塘、堨田、唐具、方村、托山、临河、郡城、荷花池、南市、岑山渡、竦口、东山、刘村、五里牌
唐模、古唐、岩镇槐花树下、葛山、岩镇、潜口、水界山、上路、松明山、崇明、东关、鄣祁、古城关、西沙溪、堨田、黄墩、斗山、环山、岩镇、富堨、信行、竦口、竦川、豐溪、稠墅
潭渡、向杲柏枝树下、东门、黄屯、虬村、瑞野黄村、税者黄村、官塘黄村、竦塘、石岭、新馆黄村、黄家坞、
资料来源：《新安名族志》
从上表统计来看，在《新安大族志》中，程氏支派有21个，汪氏支派有11个，黄氏支派有6个，共有38个。在《新安名族志》中，程氏支派有22个，汪氏支派有25个，黄氏支派有12个，总共59个。可见，支派数量明显增多。
另外，对支派内容的记载也逐渐丰富。例如，程氏槐塘派，据《大族志》记载，“忠壮公十五世孙汾，仕唐，歙州助防驱使，传三世延坚迁此”。《名族志》的记载则要比它详实的多，文中称，“……系出忠壮公十七世孙曰玢，仕唐，歙州助防驱使，迁邑之河西，传三世曰延坚者，始徙于此。延坚七世曰大圭，宋赠太师。八世曰子瑜，赠迪功郎；曰子玘，赠太师，追封齐国公。九世曰域，赠奉议郎；……二十一世曰继芳，由胄监官浪穹县丞；曰廷恩，监生”。这些，反映了“族志”对派系的记载从“载派脉”到“明世系”的转变。
《名族志》，有对“族志”传统的因袭，也有对新路径的开辟。《新安名族志》是“以姓统邑”，即从姓氏到邑名再到村镇名。如程氏，歙县的槐塘、虹梁、潜口……，休宁的汊口、塘尾、溪西……，等等。这与《大族志》是一致的。《休宁名族志》是“以邑统姓”，即从邑名到姓氏再到村镇名。如休宁，程氏，汊口、会里、陪郭……，等等。表明了“族志”进入深入发展的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曹嗣轩原计划编修六邑名族志，他说：“旧志六邑同姓者合为一章，惟分六邑次第，以今视之，似未便于观览。兹分为六邑，每邑各为一秩，以便稽考。”此外，他罗列大量的名人事迹，以忠孝、乡善、笃行、贞节、儒硕、勋贤等条目出现。事实上，是对《新安名族志》中“忠孝节义，勋业文章”的深入，也是对陈栎“正风化”遗意的发展。这与曹嗣轩对“族志”的认识是分不开的，他说：“顷友人持程文祖诸君所梓名族集视予，予恍然自失，愕然愧作，不意先得我心之同然也。乃三复披阅，见其犹有阙焉者，盖备于簪笏而略于氏族也，予或可以羊革补裘矣。”这里，曹嗣轩对《新安名族志》作了评价，正是由于《新安名族志》有“备于簪笏而略于氏族”的缺陷，故序列诸多条目，期有益于风教。
三、“族志”兴起的启示
陈栎作为谱学名家，编修家谱得心应手。《大族志》的编修似属草创，其有待发明之处尚多。南宋史学家郑樵在《通志总序》中说：“大抵开基之人不免草创，全属继志之士为之弥缝。”明代，一群“继志之士”主动对《大族志》进行整理、考辨。经过他们的努力，《新安名族志》才得以问世。胡晓给予很高评价，他说：“是志也，世次精白，衍派祥明，文约而事该，语质而不俚，律之班固之年图、马迁之世系，大有径庭矣。”实际上，“族志”的编修要比方志、家谱困难的多，它能否编修成功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和制约。
首先，兴修家谱。王讽在序中说：“故族之名，名于人也；志之纂，纂于谱也。”在王讽看来，“族志”的编修要用各族家谱来做参考。他强调，“是故知所以修谱，而后知所以修志也”。认为家谱是编修“族志”的前提。这是因为：“正以事关六邑，元非一家之私事，则固非一家之私书也”。家谱是家族成员对家族历史达成共识的产物，若抛弃家谱来编修“族志”，会引发“众口之呶呶”。因而，“其谱者志之源，源洁则流清，而庶其事之无疚者，此也”。元代，因战火兵燹致家谱毁弃，家谱存世的数量不多。而明代社会稳定，统治者鼓励修谱，家谱数量不断增多，尤其是编修统会宗谱，使编修“族志”成为可能。
其次，团队合作。陈栎尝修《大族志》，凭一己之力而草创未就。《新安名族志》则由数人合力而作，终成不刊之典。王讽在序中称，“其事创于六邑诸君子，曰汪子孟沚，曰戴子廷明，曰胡子德卿，曰程子璿，曰王子克和，曰叶子本静，盖皆贤士大夫之族也，而勤勤搜集十馀年，而今始告完”。不难看出，对“族志”的编修不是一人、一时能够完成的，而是 “六邑诸君子”花费大量时间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是曹嗣轩只编修了《休宁名族志》的一个重要原因。
再次，编者素养。“族志”的编修，要有家学传统、道德修养及勤奋精神。洪垣在序中说：“厥今和溪戴子、古山吴子、晹谷程子辈，则又因述旧典，更加摭集，以详著各族先世之善，覈而不滥，侈而不夸，夫岂无所为哉！”另外，程尚宽在引中说：“宽谨谋之六邑名公及诸同志者，仍其旧本而续补之，考其姓氏迁次而更定之，校其讹谬出没者而厘正之，约其异而归之同，非故于其同而求之异，盖欲行吾义而情有不得不然者耳。”可见，他们具有勤奋精神，重视对旧本的考辨。就道德修养而言，曹嗣轩在《休宁名族志·引》中指出，“兹举为各宅彰家声耳，非图媒利也”。可见，他有“大道为公之心”，编修“族志”讲究公正。就家学传统而言，曹嗣轩在《刻名族志通知帖》中称：“万历已卯，洪先生束杖而过先子，先子北面事之，命诸子从学于先生之门，将别，出是编以授先子，曰：此予未了事，今以授子，续此笔者，非子而谁？是亦史氏遗意也，子其勖之。……轩也丘壑鄙人，为世摈弃，日事稼穑，口体彷徨，安能绍父、师之业哉！”在曹嗣轩看来，编修“族志”是对父亲、老师事业的继承。
最后，民众支持。程尚宽在引中说：“阅其名家，尚多缺略，此盖情限于力之所弗及，而义睽于势之所弗能故也”。这里，程尚宽认识到编修“族志”所遇到的困难，即“情限于力”、“义睽于势”。具体而言，编修“族志”要群众参与，同时遭受名族的干扰。曹嗣轩指出，“其间或恃门第不亵抄示世系者，或不谙典籍视为无益者，又或甘于自外者，以致本枝遗漏，此皆自弃自误，其于作者何尤”！可见，并非人人都愿意加入到“族志”的编修活动中去。因此，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就显得十分必要。
总之，“族志”的编修是“大众”行为，要调动地方社会上的各种资源，尤其是家谱资料。这就要地方上有威望的学者去号召和参与，如陈栎、郑佐、洪垣、戴廷明，等等。从《大族志》到《名族志》，延续了300多年，它们是一脉相承的。此后，“族志”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一现象，我们认为：清代不兴修统会宗谱，不利于“族志”的编修②。另外，“族志”自身的特性决定其编修的难度，即对编者素养、团队合作、民众支持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
注释：
① 据《氏族志》（残卷）记载，始平郡出四姓，雍州：冯、庞、宣、阴。冯氏，承姬姓周文王裔，毕公高之后。庞氏，承帝之苗裔，若□之胤绪，楚王子庞之后……。参见郑炳林校注的《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
② 统会宗谱是家族成员对家族史达成共识的产物，体现了大部分家族成员的意志。若参考统会宗谱来编修“族志”，可以避免“众口之呶呶”。
本文由作者供稿，原文载于《寻根》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