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梦晗许连军：汉宋之学结合的结晶——评王辉斌《王维新考论》-古籍
周梦晗许连军：汉宋之学结合的结晶——评王辉斌《王维新考论》-古籍
周梦晗王维是我一向很关注的一位诗人，但遗憾的是，我却一直没有对其人其诗做过任何方面的研究，所以，关于王维的了解还只是停留在粗浅的常识层面，不会比一般的唐诗爱好者强多少。尽管如此，但我对王维的研究还是有过很多次冲动的。当我看到王辉斌教授《王维新考论》的时候，脑子里便瞬间闪过这样的一种想法：这是一本“考”、“论”结合的著作，也即是将汉学重考据、宋学究义理的学统互为关联的一份王维研究成果，而类似于这样的成果，在当今的学界却是并不多见的。
众所周知，汉学重章句，看似执著于小处，饾饤繁琐，但其最终取向却是高远的，也是向着经书的思想核心的，只是汉儒们将所有的精力花在字词句等基础的工作上，没有来得及顾及义理等问题。而清代的考据家在考据里却是别有寄托、别有怀抱的，如钱谦益注杜诗即是一例。宋学重义理，从大处着眼为其特点所在，但忽视章句之学，解经注经别有用心，不免多空疏不经之论，即便如朱熹也难免后人讥议。学术史研究常常将两种研究方法拿来做优劣比较，非得从中分出个高下，实在是没有必要的。检视自汉迄今的学术发展历程，章句之学与义理之学，以及兴盛于清代的考据之学，虽然均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但今天的研究者似乎早已忘记，而是拉扯一些西方理论作高头讲章，“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纷纷扰扰，令人扼腕一叹。
带着这种“扼腕一叹”的我，在读完了《王维新考论》全书之后，不仅产生出了一份惊喜，一份感悟，而且还从中获益良多，可见，在市埸经济条件下的今天，注重以汉宋之学进行古代文学的研究者，还是不乏其人其作的。现将这三者以文字的形式略作表述如下，以与作者和读者共勉。
（一）关于惊喜。这里所说的惊喜，自然是针对《王维新考论》中的“考”、“论”而言的。从大处说，《王维新考论》中的考与论发扬光大了学统，并将考据、义理牢笼其中，大小不遗，破了汉儒的繁琐，补了宋儒的空疏，这在方法论上首先就是一种创获。说到王维研究，全书的前五章，论及王维生平事迹、交游、思想行为、作品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是所有诗人个案研究都必须涉及的大问题，一样不缺。按照寻常的路子，这样的研究，自然是找些常见的资料，一路写下来，文字可以流畅优美，思路可以连贯清晰，结构可以清楚完整，但本书作者却是另一套路数：以考代论、以考代叙，考论结合。以对王维的生卒年的考辨为例，即可见出本书表现在研究方法上的这一特点。有关王维的生卒年，学术界说法种种，本书则着眼于“破立结合”的角度，以确凿的材料对旧说加以考辨，证实旧说为误并确立新说，这种行文立说的方式不同于一般，其原因在于，其中充溢的是一种精神勇气，所体现的为一种学术思路的新格局与新气象。请看作者在第一章第二节中的立目：“一、王维不卒于上元二年”、“二、王维不生于长安元年”[1]。在这样立目下的考与论中，尽管作者自己最后并没有确定王维的生卒年，但对现有诸种说法却进行了逐一考辨，其中既有古人也有今人，而且其持说在学术界都是有着较大影响的，如陈铁民《王维年谱》、清人赵殿成《右丞年谱》等。特别是后者在学术界流行270余年之久，影响极大。而在本节之末，作者则指出，王勋成所提出的看法较为符合历史事实。就现有的材料言，关于王维生卒年的最后结论（即定论）不一定会有，但也不能随便把不合理的说法当作定论，即便是这一说法出于某权威之口，也绝不能滥竽充数，所谓宁缺勿滥，即是如此。仅就这一方面而言，《王维新考论》的“考论结合”乃是相当严谨的。
同样情况的考论，还大量存在于对王维生平事迹的考察与辨析之中。请看本书第一章第三节《王维生平与唐代制度》对王维生平事迹中的三个大问题的立目：（一）王维被贬济州的实况与唐代左降官；（二）王维的殿中侍御史之任与唐代的转勋；（三）“亦官亦隐”与唐代休假制。这种完全是一种立足于唐代典章制度的诗人生平考察方法，因之，其既为一般的诗人生平研究所不曾涉及，更是缺乏问题意识的学者所无法做到的。而且，在运用这种研究方法时，研究者如果没有对学术研究动态及现有成果的熟悉与了解，没有对相关问题的独立思考与精深研究，要想以之获得对某一问题的突破，也是万万难以做到的。总之，《王维新考论》所涉及的王维生平中的种种问题，其或大或小，或显或晦，所用方法几乎都是以考代论，或者因考论结合而获得，其所充分体现的，则是作者优良的学风与对问题的深入研究及准确把握。
（二）关于收获。《王维新考论》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获益良多，难以枚举。从具体问题来说，如王维生卒年，某些具体作品的真伪，以及部分诗作系年乃至作品笺注等，就都是我过去在阅读王维时未尝注意的，更谈不上深入之研究了。正是由于自己对王维其人其作缺乏深入的研究，所以我一向是以清人赵殿成的笺注本为范本的，此次读过《王维新考论》之后，则使我大吃一惊，并吓了一大跳，原来在王维的研究之中，还存在大大小小如此之多的问题。在本书第六章《王维研著商评》中，王辉斌教授对陈铁民先生《王维年谱》、《王维集校注》中存在的或细微或重大的问题，均进行了一一指出并辩证。不仅如此，作者在考辨与订正的过程中，还对其他学者研究成果中的一些瑕疵也同样进行了订正。可以说，这是王辉斌教授以其扎实诚恳的学风、严谨认真的态度，对到目前为止的王维研究成果所进行的一次总体批判和修正，这无疑是极有益于王维研究界的。虽然，后来的学者也可能会在《王维新考论》中发现并修正有关问题，但我敢说此书中所表现出的大胆的学术勇气和批判精神，却是无法遭到质疑的。而这种大胆的学术勇气与批评精神，却正是时下许多著作所缺少的，这也是《王维新考论》使我从中获益的一个重要方面。
至于本书对一些较为重大或重要问题的论析，更是新见迭出，令人目不暇接，如第五章《王维诗歌分论》即为其代表。在本章中，王辉斌教授依次论析了王维的四类诗，即乐府诗、佛教诗、登高诗、边塞诗，如第四节在论“王维边塞诗的文学史地位”时，其中即有这样的一段精彩论述：“王维现存的边塞诗有整40首之多，这一数量在初盛唐边塞诗人中，是仅次于岑参而名列第二的。众所周知，岑参是盛唐边塞诗派中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其一生五次赴边，共创作了约70首左右的边塞诗。岑参现存边塞诗的这一数量，虽然较王维为多，但如果着眼于岑参‘天宝三年赵岳榜及第’的这一事实，则王维在进行边塞诗创作时，岑参尚不曾赴边出塞，而是‘乃往返于京洛间’的。如此，则知王维在边塞诗创作的时间方面乃是要较岑参早出十多年的。而盛唐边塞诗派的另一位重要诗人高适，其现存边塞诗的数量不仅较王维为少，而且在创作时间方面也较王维要晚出许多。……此则表明，王维乃是唐代大量创作边塞诗的第一人。正是由于王维在开元年间就创作了一批数量可观、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边塞诗，并经过高适、岑参等人的共同创作努力，才使边塞诗这一唐诗中的新品种得以在当时蔚为壮观。……因此……王维应是这一诗派最早的奠基人。”（第267—268页）通过以王维创作边塞诗的时间、数量与高适、岑参等的考辨比较，用数量与事实为依据，确定“王维是唐代大量创作边塞诗的第一人”，是边塞诗派的“最早的奠基人”，从而为王维的边塞诗在文学史上定位，准确而令人信服。通观全章四节之“分论”，不仅皆具如此特点，而且文风稳健而不空疏，这是颇值称道的。所以，《王维新考论》无论是在具体的细小问题考辨方面，抑或是在较大问题的论析方面，也即其无论是考还是论，所获都能令人耳目一新，因而颇多收益。
（三）关于感悟。王国维在《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中曾自我分析解剖说：“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又说：“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静安先生其实是面临着“知”与“情”矛盾，在感情与理智之间难以抉择。我近来在学术研究中也是矛盾重重，想做深入的考辨沉不下去，想有理论上的创建又做不到，常常恍恍惚惚，不知道能做些什么，甚至后悔自己走错了道。自然，我是不可以将我的苦闷与静安先生相提并论的，因为二者的境界远在天壤之间，但这确确实实又是我的苦处，今读《王维新考论》一书，则使我忽有所悟。
严格说来，王维研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前人研究成果的积累亦不为不厚，因之，要想在这样的一个领域中有所突破、有所收获，谈何容易？而此，也是我关注王维既久，但至今却未尝置喙的关键之所在。因为在我的眼里，似乎关于王维的话题已经说完，尽管我感到意犹未尽，但终于缄默至今。而《王维新考论》则不然。全书无论是考抑或论，都是建立在对学界关于王维研究成果的全面了解之后，故其把握既精准，洞察亦深邃，并能从种种未尽完善的细节入手，使之新意迭出，极具启人思路的特点。所以，我在读完《王维新考论》后所产生的第一感悟即为：做学问不可以好高骛远，不可以华而不实，更不可以没有批判与创新精神。在没有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在无话可说的问题上发唱惊挺，靠的是学问根基靠的是踏实功夫。小处不为，大处难为，而且终究会一事无成。
总之，《王维新考论》不仅以扎实的材料、严谨的考证，解决了王维研究中的很多问题，而且还从方法论的角度，传递出了许多做学问或如何做好学问的方法与途径，这是值得特别注意的。正因此，我希望想要在学术上有所作为的中青年朋友们，都能来读一读《王维新考论》这本40万言的专书，相信大家一定也会如我一样从中有所收获的！
（本文选 自黄山书社2016年版《王辉斌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200—2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