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梦晗译史--“五四”以来的外国文学翻译-翻译教学与研究
周梦晗译史||“五四”以来的外国文学翻译-翻译教学与研究
周梦晗现代中国所进行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晚清民初,梁启超提倡译印政治小说,并自译《佳人奇遇》等书；严复翻译《天演论》，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林纾自《巴黎茶花女遗事》起,翻译了180多种欧美的说部；鲁迅翻译《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和编译《域外小说集》，都开中国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先河，但外国文学大量地介绍到中国来，主要是五四运动以后的事。[《小说月报》的“俄国文学研究”和“法国文学研究”号外]
五四运动以后 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新的文学形式（如新诗、话剧）和新式标点符号的引进，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和成长，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首先在“五四”前后出版的《新青年》杂志,成为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重要阵地,当时曾介绍过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莫泊桑等人的小说,王尔德、易卜生和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的剧本。特别是1918年6月出版的“易卜生专号”,翻译介绍了《娜拉》等剧本，这对当时反对封建、争取个性解放的斗争，曾起了不小的作用。
远从“五四”时起，在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方面，当时几位先行者的观点就很明确。如鲁迅早在《摩罗诗力说》中就提出，要介绍“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的文学，也就是为了中国革命的需要，要介绍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被压迫、被损害的弱小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文学。沈雁冰在1920年主持《小说月报》的《小说新潮栏》时指出：“现在新思想一日千里,……所以一时间便觉得中国翻译的小说实在是都‘不合时代'。……中国现在要介绍新派小说,应该先从写实派、自然派介绍起。”他还拟了一个包括欧洲20位重要作家的43部主要作品的目录。瞿秋白在为《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写的序言中也说：“只有中国社会所要求我们的文学才介绍──使中国社会里一般人都能感受都能懂得的文学才介绍。”
1921年初文学研究会成立，翌年沈雁冰亲自主编革新版的《小说月报》，在广泛翻译介绍外国文学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如1921年 9月的《小说月报》，出版了“俄国文学研究”号外，同年10月出版了“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1924年 4月又出版了“法国文学研究”号外。此外在作家方面，先后编辑了“泰戈尔专号”、“拜伦专号”、“安徒生专号”、“罗曼·罗兰专号”等。这时在文学翻译界最为活跃的，当推鲁迅、沈雁冰、瞿秋白、耿济之、郭沫若、郑振铎等人。鲁迅以翻译俄国、日本和东欧与北欧国家的文学为主；而且在1925年组织了未名社，培养了韦素园、李霁野、曹靖华等不少年轻翻译工作者。沈雁冰经常在《小说月报》上翻译介绍弱小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作品，而且还写了多篇评介和研究文字。瞿秋白和耿济之同是俄国文学的研究者和翻译者，他们早在1920年就编辑了《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随着共学社的成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该社编的《俄罗斯文学丛书》和《俄国戏曲集》，其中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托尔斯泰的《复活》、亚·尼·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本《大雷雨》等作品，都出自耿济之之手。郭沫若以翻译德国文学为主，他翻译的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浮士德》，在当时颇负盛名。郑振铎自1922年起继沈雁冰之后主编《小说月报》，仍以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为重点。他每期撰写《文学大纲》，对自古代直到现当代的外国文学都作了全面的介绍，并翻译了泰戈尔的诗集多种。在介绍外国戏剧方面，潘家洵翻译了易卜生、萧伯纳、王尔德等人的作品，田汉也开始翻译莎士比亚的剧本。
[1927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学大纲》]
30年代前后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翻译文学进入新的阶段，苏联的无产阶级文学和各国的进步、革命文学大量地被介绍进来。鲁迅在当时直到1936年逝世为止，始终是翻译界的主将。在国民党反动派所进行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的情况下,他为了建立中国的革命文艺理论,主编了《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在1929年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等书。他认为当时应以介绍“战斗的作品”最为重要，他在1930年翻译了法捷耶夫的《毁灭》，出资编印了曹靖华翻译的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他主编介绍苏联文学作品的《现代文艺丛书》，还先后主编了《莽原》、《奔流》、《朝花》、《萌芽月刊》、《译文》等文艺刊物，培养了柔石、白莽、孙用等新生的翻译力量。他在1935年还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译作果戈理的《死魂灵》。这时瞿秋白正在上海秘密隐居，他从俄文翻译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文和高尔基的政论集与小说集，后经鲁迅在1936年汇编为《海上述林》出版，他翻译的普希金的名诗《茨岗》和高尔基的革命颂歌《海燕》，也都成于此时。
30年代前后，首先是苏联的文学作品大量被介绍进来，其中尤以高尔基的作品影响最大。如沈端先（见夏衍）翻译的高尔基的《母亲》，对教育和鼓舞广大的青年读者走上革命的道路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被国民党当局列为“禁书”。在各国进步和革命文学的介绍方面，有郭沫苦翻译的英国高尔斯华绥的剧本和美国辛克莱的小说《石炭王》、《屠场》、《煤油》等书，他同时还翻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艺术的论著。
外国古典文学和近当代文学的翻译介绍也始终未断。如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多种世界文学名著，文学研究会丛书也出版了不少译著。
在翻译家当中,如朱生豪专心翻译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穆木天翻译巴尔扎克的小说,李青崖翻译莫泊桑的短篇，傅雷翻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三名人传；在东方文学中，开明书店和中华书局出版了不少日本作家如国木田独步、夏目漱石、有岛武郎、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谷崎润一郎、菊池宽等人的选集；同时也出版了日本无产阶级的文艺作品如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等。鲁迅在1934年 8月创刊《译文》杂志，到1937年6月停刊,共出了29期。郑振铎从1935年10月主编《世界文库》，共出了12册。它们当时在介绍外国古典文学、各国的进步的和革命文学，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鲁迅和瞿秋白在建立翻译理论方面，同梁实秋、陈源等人进行了激烈的论辩。鲁迅在1931年写给瞿秋白关于翻译的通信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理论。
鲁迅主张“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他针对着一些主张“宁顺不信”的人，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意见。瞿秋白进而提出了“信与顺统一”的问题。他们写的一系列有关翻译问题的文字，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1936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世界文库》]
抗日战争期间及胜利后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翻译文学并没有停止，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在解放区和成为“孤岛”的上海，翻译工作者都始终站在战斗的岗位上。
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无论在重庆、桂林和昆明等地出版的报纸和刊物，如《新华日报》、《救亡日报》、《抗战文艺》、《文艺阵地》、《文学月报》、《中苏文化》上，都大量刊载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有关苏联人民抗战的作品。当时曹靖华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主编《苏联文学丛书》，参加编辑和编译工作者，有曹靖华、茅盾、戈宝权等人。曹靖华翻译了卡达耶夫的《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瓦希列夫斯卡的《虹》，列昂诺夫的剧本《侵略》等。茅盾翻译了巴甫连科的《复仇火焰》、格罗斯曼的《人民是不朽的》，卡达耶夫的《团的儿子》等。戈宝权在《新华日报》上翻译了爱伦堡写的有关西班牙国内战争、巴黎的沦陷和苏联人民英勇抗战的报告文学作品多篇，辑成《不是战争的战争》、《六月在顿河》和《英雄的斯大林城》等书出版。
在延安，《解放日报》和《大众文艺》上，注意发表外国（主要是苏联）的文学作品。如萧三翻译的考纳丘克的《前线》，即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并曾演出过。
在上海“孤岛”，1941年出现了用苏商名义创办的时代出版社，出版《时代日报》、《时代周刊》和《苏联文艺》，大量翻译介绍苏联的抗战文艺作品。当时参加时代出版社的编辑和翻译工作的，有姜椿芳、林淡秋、陈冰夷、叶水夫、磊然、草婴等人，抗战胜利后参加的又有戈宝权、孙绳武、蒋路、张孟恢等人。当时在《时代周刊》上辟有“高尔基研究”专页，介绍高尔基的作品和苏联研究高尔基的情况。戈宝权在参加时代出版社以后，编辑有《高尔基研究年刊》、《普希金文集》和《俄国大戏剧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研究》。
青年翻译工作者万思通过世界语翻译出版了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诗集《呐喊》，介绍了《给艺术军的命令》、《向左进行曲》和《苏联护照》等诗。
梅益翻译了苏联作家尼·阿·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著名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小说在抗战后期和胜利后的日子里，都教育了广大的青年读者。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翻译介绍外国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的工作也没有停止过。在古希腊文学方面，如罗念生、叶君健等翻译古希腊悲剧；在英国文学方面，如朱生豪、曹未风等翻译莎士比亚的剧本，许天虹、蒋天佐翻译狄更斯的小说；在法国文学方面，如李健吾翻译福楼拜的小说和莫里哀的剧本，如傅雷翻译巴尔扎克和罗曼·罗兰的作品；在俄国文学方面，如巴金、丽尼、陆蠡等翻译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耿济之翻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高植翻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汝龙翻译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耿济之和罗稷南翻译高尔基的长篇小说；在美国文学方面，如傅东华翻译德莱塞的小说，蒋天佐翻译杰克·伦敦的小说，楚图南翻译惠特曼的诗歌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世界上不少文学名著都有了翻译和介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翻译工作者的面前展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
1951年召开过第一次全国翻译工作会议，出版了《翻译通报》。1954年中国作家协会又召开了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人都在大会上指出了大力开展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重要性。这时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出版社经过公私合营成立了国家的文学出版社，提出了翻译出版外国文学的宏伟计划。《译文》杂志在1953年复刊，从1959年起改名《世界文学》，在翻译介绍外国文学和团结外国文学翻译工作者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苏联作家七人集》封面]
就翻译文学所包括的国家来说，范围也愈来愈广。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始终占了主要的地位，人民文学出版社有计划地出版了多卷本的《高尔基选集》和《马雅可夫斯基选集》。这时开始注意到东南欧国家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直到阿尔巴尼亚,都有不少著名作家的作品，如波兰的密茨凯维奇、匈牙利的裴多斐、保加利亚的波特夫的诗歌作品都被介绍过来；在现当代的作家中，如捷克斯洛伐克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对中国读者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随着国际文化交流的开展，举行过不少世界文化名人和作家的纪念活动，翻译介绍了他们的作品，其中包括西欧、北欧、南欧和美国许多作家的作品；同时也重视介绍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国家的作品。首次翻译了日本的古典文学作品如《古事记》、《源氏物语》以及不少现当代作家的作品，还翻译了朝鲜的古典文学作品如《春香传》以及现当代作家的小说和诗歌。在印度文学中，翻译了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五卷书》和迦梨陀娑的《沙恭泰罗》,以及印度现当代作家泰戈尔和普列姆·昌德的作品，还出版了10卷本的《泰戈尔作品集》。巴基斯坦方面，出版了伊克巴尔诗集。在阿拉伯国家方面，出版了《一千零一夜》，埃及的古典作品《亡灵书》以及《现代阿拉伯小说集》和《现代阿拉伯诗集》。土耳其方面，出版了希克梅特诗集。还开始翻译出版非洲国家的小说和诗歌作品，从这些作品中传出了非洲人民的呼声。翻译出版了不少拉丁美洲国家的作品，如智利诗人聂鲁达的诗集和巴西作家亚马多的小说集。
翻译人才辈出。在印度文学方面有季羡林、金克木、谢冰心、石真等；在阿拉伯文学方面，有马坚、纳训等；在日本文学方面有周启明、丰子恺、楼适夷、李芒等；在古希腊罗马文学方面有罗念生、杨宪益、杨周翰等；在英美文学方面有方重，杨岂深、李霁野、朱维之、张谷若、方平、周煦良、卞之琳、王佐良、董秋斯、常健、蒋天佐、朱海观、袁可嘉、冯亦代等；在法国文学方面有傅雷、李健吾、罗大冈、吴达元、陈占元、赵少侯、罗玉君、赵瑞蕻等；在德语国家文学方面有朱光潜、冯至、张威廉、钱春绮、傅维慈、田德望等；在北欧文学方面有潘家洵、萧乾、叶君健等；在南欧文学方面有戴望舒、杨绛等；在俄国文学和苏联文学方面有巴金、余振、芳信、满涛、草婴、辛未艾、曹葆华、蒋路、刘辽逸、汝龙、朱雯、金人、庄寿慈、张孟恢、伍孟昌、任溶溶、乌兰等，在东欧国家文学方面有施蛰存、孙用、吴岩等；在拉丁美洲文学方面有王央乐等。至于中青年的翻译工作者，更是不断涌现。
“文化大革命”期间,外国文学成为禁区,直到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才获得了新生。
各文学出版社恢复了原有出书的计划,而且不少地方的出版社也开始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继续出版《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和《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出版20卷本的《高尔基文集》和30卷本的《巴尔扎克全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印《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各地的出版社，如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15卷的《傅雷译文集》。如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30余种梁宗岱、戴望舒、卞之琳等人翻译的译诗集。同时各地的出版社还出版各种外国文学的译丛。翻译介绍外国文学的刊物，也不断先后出版，除1977年10月复刊的《世界文学》外，新出的大型外国文学刊物，在南京有《译林》和《当代外国文学》，在上海有《外国文艺》、《外国文学报导》和《外国语》；在北京有《外国文学季刊》、《国外文学》、《外国文学》、《外国戏剧》；在武汉有《外国文学研究》;在广州有《世界文艺》、《译海》和《花城译作》。专门性的刊物，苏联文学方面有北京的《苏联文学》、《当代苏联文学》，有武汉的《俄苏文学》，日本文学方面有长春的《日本文学》。比较文学成为一个新的研究科目，北京大学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全国成立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编辑出版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刊物。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编辑出版了《莎士比亚研究》。
外国文学的研究机构，除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各地的文科高等院校也大多设有外国文学教研室。全国性的学术组织，有1978年成立的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和相继成立的一些专门性的、不同国别文学的学会，经常举行各种学术活动。
本文来源：网络收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