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梦晗词学名词‖雅词-若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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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 词
词本来是流行于民间的通俗歌词,使用的都是人民大众的口语。《云谣集》是我们现在可以见到的一部唐代流行于三陇一带的民间曲子词集,这里所保存的三十首曲子词,可以代表民间词的思想、感情和语言。这种歌词,渐渐为士大夫的交际宴会所采用,有些文人偶尔也依照歌曲的腔调另作一首歌词,交给妓女去唱以适应他们的宴会这种歌词所用的语言文字,虽然比民间曲子为文雅,但在士大夫的生活中,它们还是接近口语的《花间集》里所收录的五百首词,就代表了早期的土大夫所作曲子词。我们可以说:《云谣集》是民间的俗文学,《花间集》是知识分子的俗文学。
直到北宋中时,黄庭坚为晏殊的《小山词》作序,说这些词“嬉弄于乐府之余,而寓以诗人之句法。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又说:“其乐府可谓狎邪之大雅,豪土之鼓吹。见无咎也称赞晏殊原的词“风调闲雅”。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信息,它告诉我们:词的风格标准是要求“雅”。要做得怎么样才算是“雅”呢?黄庭坚举出的要求是“寓以诗人之句法”曾慥编了一部《乐府雅词》,其自序中讲到选词的标准是“涉谐谑则去之”。这表示他以为谐谑的词就不是雅词。詹傅为郭祥正的《笑笑词》作序,他以为“康伯可之失在诙谐,辛稼轩之失在粗豪”,只有郭祥正的词“典雅纯正,清新俊逸,集前辈之大成,而自成一家之机轴”。这里是以风格的诙谐和粗豪为不雅了。黄昇编在《花庵词选》中评论柳永的词为“长于纤丽之词,然多近俚俗,故市井小人悦之”。又评万俟雅言的词是“平而工,和面雅,比诸刻琢句意而求精丽者,远矣”。他又称赞张孝祥的词“无一字无来处，如歌头，凯歌诸曲,骏发蹈厉,寓以诗人句法者也”。这里又以市井俚俗语为不雅,琢句精丽为不雅,词语不典为不雅,而又归结于要求以诗人的句法来作词。从以上这些言论中,我们可知在北宋后期，对于词的风格开始有了要求“雅”的呼声。
《宋史·乐志》云:“政和三年,以大晟府乐播之教坊,颁于天下。其旧乐悉禁。”这是词从俗曲正式上升而为燕乐的时候,“雅词”这个名词,大约也正是成立于此时。王灼《碧鸡漫志》云:“万俟咏初自编其集,分为两体,曰雅词,曰侧艳,总名曰《胜萱丽藻》。后召试入宫,以侧艳体无赖太甚,削去之。再编成集,周美成目之曰《大声》。”从这一记录，我们可以证明,“雅词”这个名词出现于此时。又可以知道,“雅词”的对立名词是“侧艳词”或曰“艳词”。曾慥的《乐府雅词》序于绍兴十六年,接着又有署名鲷阳居士编的《复雅歌词》,亦标榜词的风格复于雅正。此后就有许多人的词集名自许为雅词,如张孝祥的《紫薇雅词》赵彦端的《介庙雅词》、程正伯的《书舟雅词》、宋谦父的《壶山雅词》,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蔚成风气。从此之后,词离开民间俗曲愈远,而与诗日近,成为诗的一种别体,“诗余”这个名词,也很可能是由于这个观念而产生了。
词既以雅为最高标准,于是周邦彦就成为雅词的典范作家。《乐府指迷》、《词源》《词旨》诸书,一致地以“清空雅正”为词的标准风格。梦窗、草窗、梅溪、碧山、玉田诸词家,皆力避俚俗,务求典雅。然而志趣虽高,才力不济,或则文繁意少,或则辞艰义隐，非但人民大众不能了解,即在士大夫中,也解人难索。于是乎词失去了可以歌唱的曲子词的作用，成为士大夫笔下的文学形式。在民间,词走向更俚俗的道路,演化而为曲了。
这时候,只有陆辅之的《词旨》中有一句话大可注意:“夫词亦难言矣,正取其近雅而又不远俗。”这个观点,与张炎、沈伯时的观点大不相同。张、沈都要求词的风格应当雅而不俗,陆却主张近雅而又不远俗。“近雅”,意味着还不是诗的句法;“不远俗”,意味着它还是民间文学。我以为陆辅之是了解词的本质的,无奈历代以来,词家都怕沾俗气,一味追求高雅,斫伤了词的元气，唐五代词的风格,不再能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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