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梦晗话说中国“铜元”兴起与衰亡！-蔡老师教你说古玩i
周梦晗话说中国“铜元”兴起与衰亡！-蔡老师教你说古玩i
周梦晗 铜元收藏铜元又称铜币，俗称铜板、铜子儿、铜角子、铜钿等，是一种新型的货币,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近代货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重要的实物资料，也是中国钱币收藏家、爱好者收集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铜元的兴衰
十九世纪中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上获得较快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化工业规模的扩大，社会文明程度不断提高，货币流通手段也在不断的变革,机制货币就在这一时期应运而生了。中国自有金属货币以来，首先是采用钱范浇铸的，在钱币学中称之为“范铸钱”，自秦始皇统一六国货币，方孔圆钱的铸币形式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的先进工业和炮舰政策一起进入中国，使中国的商品经济和货币形式开始出现多元化的状态。清朝末期，在中国维持了近两千年的制钱制度已濒临崩溃，嘉庆、道光年间，铜价上涨，铸钱逐渐减少，咸丰年的大钱出笼更使钱法混乱，同治、光绪年间，除京师宝泉、宝源两局及部分省局铸钱外，多数省局都已停铸，因而市面制钱日见短绌，各地不时出现钱荒。
在经济困乏，民用日紧的情况下，朝野人士有的主张购买外洋机器制造银元、制钱，有的建议减低重量铸造制钱,以解决钱荒。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李鸿章在北洋机器局内，以非造币专业的土机器试铸制钱，据其奏折记载每文重九分，就是目前所见的光绪通宝背“宝直”与光绪通宝背“公平”。
这应是中国最早自己制造的机制铜币，但仅为试铸。于此同时，福建曾奏请在船厂用机器铸造制钱，但未见实物。中国最早采取实际行动挽救制钱的应首推广东。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月，两广总督张之洞为了解决制钱缺乏，筹议购办机器，试铸制钱，因此上奏清廷得到批准，同年四月初三日，电驻英公使刘瑞芬代其与英商伯明翰·拉尔夫喜敦父子造币有限公司，签定《购买机器订立事款合同》。投资52，500英镑订购机器，在广州大东门外黄华塘择地建厂，光绪十四年（1888年）三月七日动工，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落成，定名“广东钱局”。四月二十六日开机试铸，八月初三日开始行用。所铸制钱配比为铜六铅四，重量一钱，正面镌“光绪通宝”四字，背穿上下镌“库平（横书）一钱（直书）”四字，左右镌满汉文“广”字各一。这是中国近代以机器铸造制钱之始，深受商民欢迎，“民间以新钱铢两齐一，质文俱精，莫不先睹为快。”①（张之洞光绪十五年八月初六《开铸制钱及行用情形折》）光绪十六年（1890年），广东钱局因铸制钱亏折，获准改铸枚重八分的新钱，其正面为“光绪通宝”，背面左右分列满文“宝广”二字，发行后与市面旧制钱及前造的“库平一钱”制钱同时行用。后因亏折，时铸时停。
张之洞在广东采用机器设厂铸钱，其目的是“解决制钱之不足”、“以救钱荒”，他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月二十四日给清廷也是以《购办机器试铸制钱折》上奏的，最初也只是铸造制钱，其实张之洞在订购机器时也同时订有铸造银元机器，意欲铸造银元,只是事关重大，清政府未能批准,直到光绪十五年(1889年)八月八日,张之洞又给清廷上奏了《洋商附铸银元请旨开办折》，对开铸银元的理由及其重量等因进行了详细陈诉，这次获得了清政府的批准，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四月初二日正式铸造，这是中国最早经政府正式批准铸造的银元。在广东设厂铸造制钱、银元的同时，有些省份就开始模仿广东的做法，相继有湖北、江西、直隶、浙江、安徽、奉天、吉林等依次开铸，最初多有数量不等的机制制钱面世，均因亏折甚巨而停铸，主要铸造银元。
有感于各省督抚纷纷购置外洋机器铸造银元，朝野一些有识之士已看出如能采用机器铸造铜元，不但可以缓解钱荒，而且还能得到丰厚的利润，曾以此建议朝廷。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江西道监察御使陈其璋就曾通查市情，认真总结了铸造铜钱的得失，提出了铜元与制钱的“母子相权论”，罗列了制造铜元的八大优点等，他在四月十九日给清廷的奏折中说：“窃维圜法之坏，至今已极。各省督抚或购外洋机器以铸银元，或请减制钱铢两以节铜耗，因时制宜，无非为国用民之计也。……臣一再筹思，计唯仿照外洋，添造大小铜元，以补制钱之不足。盖以铜元者，制钱之母，制钱者铜元之子，两相济则自然流通，一不备则诸多窒碍。”
他又进一步解释道：“而议者或谓铜元无异当十大钱，与其改造铜元，何如整顿大钱。尚属我行我法，不知大钱虽系当十，而轻重不一，大小不济，势不能信用各省，且私钱充斥，禁用为难。若以机器改造铜元，则其利可胜算：需铜少而值钱多，其利一；成色定而抵值准，其利二；分做三品市廛适用，其利三；不穿中孔，工省价廉，其利四；铜色精莹，人知宝贵，其利五；往来商贾便于携带，其利六；鼓铸越多则银根自长，其利七；行用既广则物价亦平，其利八。以言平弊，则不禁自绝者四：花纹精工，伪造难以摹仿，一也；铢两分等，私铸不能混射，二也；值钱既多，毁熔无利可图，三也；抵值既准，兑换无可低昂，四也。”②（引用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当时清政府虽准许了他的建议，但未付诸实施。
直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广东因铸制钱亏损太巨停止制造，市面钱荒日甚，银价日短，物价巨增，商民生计受到很大困扰，两广总督德寿与前督臣李翰章会商，拟仿照香港铜仙造币。因广东地邻香港，而当地外洋一仙铜币可当十枚制钱使用，商民逐渐习以为常，同时临近省份也有搭用，如能自行仿造，可解当时的钱荒，奏请清廷后得到批准。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广东开始铸造铜仙，以紫铜95%，白铅4%，锡1%配合，每枚重量二钱，正面中央铸“光绪元宝”四字及满文“宝广”，外环珠圈，上缘铸“广东省造”，下缘铸“每百枚换一圆”，左右边缘各铸一小花星；背面中央铸“飞龙图”，龙图外环珠圈，上缘英文纪地文字“KUANG--TUNG”（广东），下缘英文纪值文字“ONE CENT”（一仙），左右边缘各列一小花星，这是中国最早铸造的铜元。后因铜元纪值“每百枚换一圆”和英文纪值“ONE CENT”（一仙）与中国传统制钱制度不符，逐仿部铸当十钱法，改纪值文字为“每元当制钱十文”和英文纪值“TEN CASH”（十文），成为中国铜元的定制。
广东铜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机制铜币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同年，福建督抚也奏明就银元局所有机器仿照广东办法铸造当十铜元。因新式铜元式样新颖，流通便利，适应了当时需要，很受欢迎，当时通过铸币，政府又获得了较高的利润，这对于义和团运动之后的巨额赔款、经济萧条的局面，无非是一支强心剂，清政府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上谕：“铸造铜元，轮廓精良，通行市肆，民间称便，……着沿江沿海各督抚即筹款仿办。”③（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下册）各省当局当然欣然受命，于是各省积极购机设厂。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七月初一日，户部议复徐胥请铸铜元折内称：“迭经江南、吉林、安徽、浙江、江西、湖北等省先后奏报设局开铸，直隶现亦仿办”等语。光绪三十年（1904年）四月二十六日户部奏准，福州将军在船厂试铸铜元。
九月二十七日又奏准豫抚在汴设局开铸铜元。并称前因各省钱荒，广东创铸铜元，福建、江苏继之，安徽、江宁、吉林、浙江、江西、湖北、山东、奉天、湖南等省，北洋、清江、福州（图1-7至1-20）等处陆续奏报仿办，现计已有十五局之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二月十三日，又奏准桂抚在省城设局开铸铜元。同年五月初四日，又奏准滇厂开铸当十铜元，同时也奏准黔抚在省城设局开铸铜元（其间唯晋省奏请仿铸独不准），至此，全国已有十七省设局二十处，所铸铜元数猛增，总额已由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169，370万枚，增至75亿枚。
由于铸局过多，各局所造铜元式样、成色实难统一，于是出现了不少黄铜元或劣质铜元，对铜元的流通及自身价格造成不良影响。更由于流通阻滞，价格跌落，中央（清政府）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出现了限制与反限制，倾销与反倾销的现象，使币制混乱日趋恶化。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由于流通渠道混乱，也由于各省仿铸的铜元在文字排列、作价、措辞等各有不同，背面的龙图也是千姿百态，版式复杂。为了统一币制，也是为了进一步收回铸币权，清政府进行了币制改革，同年开始铸造发行了“大清铜币”，这是清代末期发行的第二种铜元。
发行初期为使币制统一，规定统一“部颁祖模”，正面中央为“大清铜币”四字，外环珠圈，上缘满文“大清铜币”，下缘纪值文字，左右分列干支纪年；背面中央为“部颁龙”，外环珠圈，上缘为“光绪（或宣统）年造”，下缘为英文“TACHING--TI--KUO C OPPERCOIN”（大清帝国铜币）字样，各省铸币则在正面中央置一阴文单省名。同时清政府还采取了控制设局，限制铸量等措施，但收效不大，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初，全国铜元局已增至24所，直隶、奉天、吉林、山东、河南、安徽、江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十一省，每省设有一局，浙江一省设有两局，江苏、福建、两省各设有三局，至此，清政府不得不下决心进行整顿。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七月，清政府财政处户部会奏请将铸造铜元局厂酌量归并折，为整顿铜币，统筹全局，请酌量归并，以维护圜法，拟将当时的铜元局厂归并为九处，“然中国幅员辽阔，若如各国仅设中央一厂，转运恐行不便，惟有相度地势之毗隔，查核市场之广狭，比较民间需用之多寡，规合全局，量为归并。
除臣部所设总厂外，拟以山东归并直隶为一厂，湖南归并湖北为一厂，江西、安徽、江苏、清江归并江宁为一厂，浙江归并福建为一厂，广西归并广东为一厂。合奉天、河南、四川、云南四厂，共九处，皆归臣部统辖，调剂盈虚，彼此均可匀拨。”④（《中国近代币制问题汇编》“造币厂”）此后派考察大臣陈壁亲临各地考察并监督实施。这些规划及对策可谓周密，但实际执行中并非事事如愿，铜币制度紊乱状况并未得到缓解。直到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十六日，清政府决心从根本上解决铜元中的问题，颁布了《币制则例》，在确定银本位的同时，规定铜辅币为分币，有二分、一分、五厘、一厘四种。
因这时各地所铸的铜元多与制钱比价，以当十文、当二十文等相计，人们已习以为常，故宣统三年（1911）又改制了第二套大清铜币，有二十文、十文、五文等。这两套铜元，除十文正式发行外，其余仅存样币。清廷发行大清铜币的目的是想统一币制，而这种愿望尚未实现，就与清王朝一同寿终正寝了。
民国时期，各地军阀割据势力相互混战，继而又纷纷设厂铸造铜元，用以筹措军费，竞相滥造，营私分肥，毫无章法，逐致铜元质地恶劣，铜元对银元的比价暴跌。北洋政府时期的钱法更坏，各省不仅没有停铸，反而纷纷增添新厂，有些造币厂设备落后，铜质低劣，甚至采用原始的土法翻砂铸造，所造铜元质量甚差，面值增大，以牟取暴利。北伐以后，铜元逐渐被镍币所代替而退出流通领域。建国前夕，铜元只在贵州、绥远等地出现，但这只不过是铜元在中国历史上的回光返照而已。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为了对敌斗争和巩固革命政权，曾先后铸造和发行铜币数种，这对于活跃根据地经济，增加苏维埃政府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冲破敌人经济封锁进行物资交流，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而保障了苏区军事斗争和经济建设需要，使苏区的生活有了改善与提高。
中国铜元的出现，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首先，机器制造铜元比范铸制钱的生产效率高得多，造价相对要低。其次，中国铜元在实质上与银元相挂钩，形态上与银元相一致，进位也较简捷。第三，中国铜元在形式上比方孔制钱造型规整，花纹细腻，大小适中，便于人们认用。
中国铜元产生的历史渊源有三个方面：首先是来源于港仙。初铸时，完全仿照香港铜仙的形制，并以“仙”为计算单位，取消中孔，花纹细致，式样整齐精巧。其次是来源于制钱。清朝末期，由于通货膨胀，制钱已一蹶不振，光绪中期后，制钱已经很少铸造，且又多被销毁改铸小钱，钱法更坏，铜价昂贵，恢复制钱铸造已不可能，试用机器改铸制钱也遭失败，为了顺从历史发展的需要，从仿铸铜仙币进而按中国制钱的习俗，把计算单位从“仙”改为“文”。
所以，铜元在形式上是改变了，但实质上没有脱离制钱的体制。第三是直接来源于大钱。大钱原是制钱制度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咸丰年间所铸大钱面值主要有七种，最后只有当十大钱保留下来在市面流通，并有取代制钱之势。定制后的铜元，就是将大钱的形式参照港仙式样加以改制，“每枚当制钱十文”，实际上是将原来的当十大钱由范铸改为机铸，由有孔改为无孔，由粗糙改为精致，因此他与当十大钱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铜元走向衰亡的原因很多，概括起来有三点：
第一，铸造铜元的目的不明确，这是铜元不能持久的首要原因。清末广东始铸铜元，其籍口是：“钱价日涨，银价日落”，仿铸外洋铜仙，“以救钱荒，而挽利权”。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陈其璋虽提出了铜元与制钱的“母子相权论”的建议，清廷也未付诸实施。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廷令各省仿铸，还是以“制钱缺少，不敷周转”，铸造铜元“以代制钱之用”，其目的都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根本没有改革币制的意味。
第二，圜法不良，有法难行，无限制的增铸，是铜元走向衰亡的直接原因。政府信誉的保持对货币信誉的稳定起重要作用，铜元从诞生就与银两、银元、制钱并行，在使用中它只是对制钱有一个较稳定的比价，而与银两、银元没有法定比价和主辅币关系，这就增加了货币多元化的复杂性。清廷和民国政府均视铸造铜元为聚财和筹措军饷之道，纷纷设置局厂，不加限制的滥铸，仅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五年间，就铸造铜元120多亿枚，民国时更是有增无减，致使铜元泛滥成灾，而政府在回收铜元时往往不按面值，甚至也不按市价，设局过多的地区往往抵价向外地倾销，而某些省又禁止外省铜元流入本地，致使铜元信誉下落，最终被淘汰。
第三，交通不便，流通不畅，私铸盛行，竞相渔利，是铜元走向衰亡的重要原因。铜元在中国历史上铸行虽不到半个世纪，但大部分时间处于紊乱状态，由于铸造铜元有利可图，政府以此聚财，军阀及各地势力，甚至外国人也视之为发财之道，于是“民私”、“洋私”纷纷出笼，表现在铜元上是重量由重到轻，质量上是由好到次，面值上是由小到大，反映在经济上是政府财政经济状况的恶化，即通货膨胀。加之当时交通不便，铜元多集中在大中城市而过剩，而偏僻地区仍感到不足，甚至出现钱荒，有些豪商官吏操纵铜元价格，使之波动剧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