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梦晗试解钱穆与钱锺书交往的一桩悬案-桂影秋窗
周梦晗试解钱穆与钱锺书交往的一桩悬案-桂影秋窗
周梦晗钱穆先生在他晚年写的回忆录《师友杂忆》的第七节“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中，曾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抗战胜利后之某年暑期，余赴常熟出席一讲学会。适子泉、锺书父子俱在，同住一旅馆中，朝夕得相聚。余告子泉，国难尚未已，国共思想斗争，学校风波仍将迭起。余此下决意不再在北平天津南京上海四处任教。暂避至较僻处，俾可一意教学，避免此外之许多麻烦。子泉即转面告锺书，汝听宾四叔言如何。江浙钱氏同以五代吴越武肃王为始祖，皆通谱。无锡钱氏在惠山有同一宗祠，然余与子泉不同支。年长则称叔，遇高年则称老长辈。故余称子泉为叔，锺书亦称余为叔。时子泉决意仍返湖北，而锺书则改在上海任教，两人对时局意态不同。
在同书的第十四节“昆明五华书院及无锡江南大学”中，作者再一次提及此事：
……（余）曾被邀赴常熟作讲演，钱子泉、锺书父子亦被邀，同住一旅馆中，讨论及此。适沪上各学校争欲招聘，子泉力赞余意，锺书则深盼余留沪。即彼父子两人，子泉仍返湖北，而锺书则终留上海。
上引的第一段记载中说：“江浙钱氏同以五代吴越武肃王为始祖，皆通谱。无锡钱氏在惠山有同一宗祠，然余与子泉不同支。”之所以有这几句话的交待，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起因：一九七八年十月下旬，美国科学院派了一个“汉代研究考察团”到中国大陆去作为期一个月的访古，美籍华裔学者、钱穆在香港新亚书院时期的高足余英时也参加了。据他后来在《我所认识的钱锺书先生》一文中记，在北京拜访钱锺书并与之交谈时，“好像开始不久我便曾问他还记得他的本家宾四先生吗？因为我知道关于他的一点背景主要是得自宾四师的闲谈。这是间接的‘叙旧’——中国人过去在初见面时常用的一种社交方式。他的表情忽然变得很幽默，说他可能还是宾四师的‘小长辈’。后来我在台北以此询之宾四师，宾四师说完全不确，他和钱基博、锺书父子通谱而不同支，无辈分可计。”
说起包括无锡钱氏在内的“江浙钱氏”，确实是“同以五代吴越武肃王为始祖”，钱基博（子泉）是武肃王钱鏐的三十二世孙，其子钱锺书是三十三世孙；而钱穆则是钱鏐的三十四世孙。就此而言，钱锺书说他可能还是钱穆的“小长辈”，也自有一定的道理。但钱基博与钱锺书出无锡堠山支钱氏，钱穆则出无锡湖头支钱氏，两支之间已隔得很远，所以钱穆想要强调的是“通谱而不同支，无辈分可计”，所以他不光以此意口头告诉余英时，后来还在《师友杂忆》中再次予以申明。
上引《师友杂忆》中，钱穆两次提及“抗战胜利后之某年暑期，余赴常熟出席一讲学会”，并与钱基博、钱锺书父子见面交流。对于此事，后来钱锺书有过不止一次的回应：
一是钱锺书夫人杨绛在《车过古战场——追忆与钱穆先生同行赴京》一文中曾记：“读报得知钱穆先生以九十六高龄在台北逝世的消息，默存和我不免想到往日和他的一些接触，并谈起他《忆双亲》一书里讲他和默存父亲交谊的专章。那章里有一节讲默存，但是记事都错了。”
二是现代史学家汪荣祖在他的《史家陈寅恪传》第一五八页的注三中提及，钱穆的“自记多有不实，如在《杂忆》中说，曾在常熟见到钱锺书，但锺书先生语我，其生平尚未到过常熟。”
上引的两段文字，一处说钱穆《师友杂忆》中提及钱锺书的地方“记事都错了”，却并没有说错在哪里；另一处叙及钱锺书对汪荣祖说自己“生平尚未到过常熟”，却也没有说“抗战胜利后之某年暑期”两人有无在“讲学会”上见面之事。那么，这件事情是否发生过呢？这似乎成了一桩悬案。
近年中，因为自己的某项研究计划，笔者查阅了抗战胜利后上海《申报》上的一些相关报道，有一些新的发现，并据此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钱穆和钱锺书“某年暑期”在一“讲学会”上见面交流，很可能是在一九四六年八月上海市教育局举办的“中学教师暑期讲习班”上。
一九四六年八月，为“促进中学指派教师进修，提高中学教育效能起见”，上海市教育局举办了中学教师暑期讲习班。讲习班假座上海交通大学校内进行，于八月七日上午举行始业式，八月八日正式开班，八月十八日全部课程讲习完毕，八月十九日下午举行结业式。在此期间，《申报》六版作为教育专版，对此次讲习活动的全程都有较为详尽的报道。
据《申报》报道，讲习班原拟分作国文、英文、数学、生物、化学、物理、历史、地理、劳作、图画、音乐、体育等十二科，后劳作、图画、音乐和体育四科，因人数不足而未开班。在八月七日上午的始业式上，上海教育局中等教育处处长陈选善在发言中谈到：“在十年前，国联教育考察团的报告里，有句话说，我国教育，颇受美国教育的影响，就是说，仅注意教学方法的讨论，而忽略教材内容的研究。其实教学法，也很要紧，我国中学各科教学方法，很少有人在实验研究。本会颇注意这一点，聘请讲师，大量斟酌，务使教材研究，与教法讨论，双方并重。”（见《申报》一九四六年八月八日六版《沪中教讲习会昨行始业式 今日华罗庚等莅会讲授》）正是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所以这次讲习会于各科讲习的内容，都同时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本学科的专业知识及研究动态，二是本学科的教学讨论与教法研究。所聘请的讲习教师，都是当时国内大学里各专业的知名学者，而钱锺书和钱穆也在被聘的“讲习教师”之列。
一九四六年，抗战时期内迁福建建阳的国立暨南大学又迁回上海。《申报》一九四六年八月七日六版有一篇报道，叙暨南大学开始招生，并已聘定包括钱锺书在内的一批各院系的教授。同样据《申报》报道，已被聘为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但因暑期尚未正式开课的钱锺书，被聘为这次暑期讲习班的英文科的讲习教师，于讲习班第一日（八月八日）讲授了《英国文学之政治与哲学背景》：
（本报讯）上海市中学教师暑期讲习会，昨日（八日）为第一日，到学员一百余人，分四个教室讲习。各讲师精神饱满，讲解浅显动听，各学员且听且记，个个尽兴而归。兹将各科讲习纲要，探志如下：（数学）华罗庚讲《数论中之著名问题》：（一）素数分配概况，（二）古特拔黑问题（Goldbach Problem），（一）任一整数必为二素数之和，（二）任一奇数必为三素数之和。（国文）蒋竹庄讲《中国学术变迁大势》：——周秦时代思想解放，学术发达之背景。（英文）钱锺书讲《英国文学之政治与哲学背景》。（化学）周铭讲《原子学说概论》。（地理）王成组讲《地理学之见解》：（一）方位，（二）特性，（三）适应环境，（四）景象形态。（中学行政）沈亦珍讲：（一）中学行政与中学教育，（二）中学行政与中学生。（《申报》一九四六年八月九日六版《中教暑期讲习会昨第一日讲习》）
又于第二或第三日（八月九日或十日）讲授了《幽默与古西洋心理学》：
（本报讯）本市教育局主办之上海市中学教师暑期讲习会，学员研究兴趣极高。兹将第二、三日讲习纲要，探志于下：
（数学）华罗庚讲：数的几何学，并介绍明古斯基的数的几何学。陈省身讲：几何学的发展，并说明非欧几何学，与投影几何学。（生物）王志稼讲：近代生物学研究之趋势。（健康教育）薛德堉讲：（一）健康的真谛，（二）男女健康的标准。（物理）周同庆讲：原子能之概况。（国文）蒋竹庄讲：两汉魏晋六朝学术之变迁，并详述玄学道教之成立、佛教之东来。（化学）朱任宏讲：药物化学。（英文）钱锺书讲：幽默与古西洋心理学。（中学行政）沈亦珍讲：（一）中学行政与中学教师，（二）中学行政与中学校长。（地理）王成组讲：地理学之资料。（《申报》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一日六版《中教暑期讲习会第二、三日讲习纲要》）
再说钱穆。据《师友杂忆》中记，“及抗战胜利，余因病体弱，仍留（成都）华西坝一年。又不敢乘长途汽车，经剑阁由陆路归，遂于一九四六年夏乘飞机赴重庆，再乘飞机直达南京转苏州。”不久，于忠义在云南昆明创立五华书院，邀请钱穆前往，钱穆“遂欣然允诺，于一九四六年秋，只身前往。”也就是在钱穆回到苏州、而尚未去昆明的期间，他应邀担任了上海中学教师暑期讲习班国文科及历史科的讲习教师，并前后做了四场讲习。前两次是在八月十三、十四日，为中学历史教师讲“历史教育之任务”及“中国近代史学界之概况”，又为中学国文教师讲“国文教学之旨趣”及“如何欣赏文学”：
（本报讯）本市中学教员暑假讲习会第六、七两日（十三、四日）讲习纲要如下：（数学）周炜良讲：近世几何学的新发展。（物理）施汝为讲：金属的几种重要性质。（化学）叶时标讲：挽［晚］近分析化学方法之进展。（生物）王志稼讲：（一）近代生物学对于人生的贡献，（二）应用生物学之研究基础。（历史）钱穆讲：（一）历史教育之任务，（二）中国近代史学界之概况。（国文）钱穆讲：（一）国文教学之旨趣，（二）如何欣赏文学？（英文）孙贵定讲：英语教学法的研究。（教育原理）傅统先讲：教育是什么？（健康教育）薛德堉讲：（一）生活力的增进，（二）精神的健康。（《申报》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六版《中教讲习会六、七两日讲习纲要》）
后两次是在八月十五、十六日，为中学国文教师讲《关于字句篇章背景作意种种教授法之实际举例》，又为中学历史教师讲《中国史之新评价》：
（本报讯）上海市教育局主办之中学教师暑期讲习会，第八、九两日（十五、十六日）讲习纲要如下：（数学）朱公瑾讲：Plateau问题对于最近解析数学之影响。（物理）许国保讲：近世物理概况。（化学）曹梁厦讲：中学化学实验上之问题。（国文）钱穆讲：关于字句篇章背景作意种种教授法之实际举例。（历史）钱穆讲：中国史之新评价。（地理）王成组讲：地图相片等之应用。（训育问题）杜佐周讲：（一）较好教育运动，（二）训育在整个教育上的重要性，（三）训育一般问题。（教育原理）傅统先讲：教学的方法与教学中几个特殊的技术问题。（生物学）王志稼讲：中学生物学教学法与学习法上应行注意之点。（《申报》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七日六版《中教讲习会八、九两日讲习纲要》）
如上所述，钱穆和钱锺书都应邀担任了于一九四六年暑期进行的上海市中学教师暑期讲习班的讲习教师，并作多次讲授。据笔者所知，在此之前，这件事情从来未见过任何钱穆、钱锺书的传记及研究论著道及。因此，笔者所发现的当年《申报》中的这些报道，正可以弥补以前钱穆研究及钱锺书研究之未备。
非惟如此，《申报》中这些报道的发现，或许正可以使上文所提及的钱穆与钱锺书交往中的悬案，借此得到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钱穆在写《师友杂忆》的时候，已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他自己在该书的序中说：“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以今思昔，皆已恍如隔世。而况忧患迭经，体况日衰，记忆锐退，一人名，一地名，平常自谓常在心中，但一临下笔，即渺不可寻。有时忽现脑际，未即写下，随又忘之，苦搜冥索，终不复来。而又无人可问。”因此，在回忆往事时，出现一些如人名、地名、时间等细节上的误差是难免的。但他在《师友杂忆》中先后两次提到自己曾与钱锺书见面，并且对见面交谈的具体内容都有较为详实的记忆，而非一个模模糊糊的印象。我们如果按常理推测，见面之事当不会是凭空的误记。如果再将钱穆的回忆与当年《申报》的“即时报道”作一比较，可以发现有三点是非常吻合的：一是在“抗战胜利后”，二是“某年暑假”，三是“讲学会（讲习会）”。所以，钱穆所说的，很有可能是与钱锺书在这次上海中学教师暑期讲习班期间见面交流；只不过他晚年回忆此事，把“上海”误记成了“常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