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梦晗诗词歌赋：因为肤浅，所以流行-不唯书斋
周梦晗诗词歌赋：因为肤浅，所以流行-不唯书斋
周梦晗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诗词歌赋：因为肤浅，所以流行
近几年的“中国诗词大会”，让少学无术知识匮乏的国人们又掀起了一股附庸风雅的热潮，每个人都搜干了脑细胞的从记忆的最深处挖出小学时候背诵过的几首古诗，生怕被人耻笑。
而参加诗词大会的，也都是些学生，靠着生记硬背，一路过关斩将，自诩博学；冒充评委的各种“大师”也是各个摇头晃脑，丑态百出。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琢么琢么，那些自命风流的才子们嘴里的诗词歌赋，到底是些什么玩意儿？
中国诗词源流
我国的诗歌发展经历了“原始歌谣、先秦诗歌（《诗经》、《楚辞》）、两汉诗歌（汉赋、汉乐府诗、古诗）、魏晋诗歌（建安诗歌、两晋诗歌）、南北朝民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诗歌、现代诗歌”的发展历程。
最早的诗歌应该是洪荒先民捕猎劳作时口中发出的呼喝。甚至早在文字出现以前他们已经可以围在火堆前用他们古朴的嗓音哼唱出自己的快乐和悲伤。
就像我们现代经常用在诗和歌词里来表达情感的“啊”、“呀”、“嘿”古人的“呜呼”等这种简单而深含情感的语言或许就是最早“诗歌”的遗留。这种遗留口口相传已经深深埋藏在了我们人类的血脉之中。
有文字记载的原始歌谣，如《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所载《弹歌》：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
原文仅仅8个字，大意为：
截断坚韧的青竹
绳子将两端系住
石子一颗颗射出
击中一只只猎物
兄弟们快快追逐
把它抓回我们的老屋！
从这首弹歌就可以看出当时诗歌语言的简洁、节奏的明快，以及韵律的和谐。与此类似的诗歌在先秦典籍中也多有近乎诗歌体裁的文字记载。
诗、歌与乐本为一体
《尚书.尧典》:“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意思是:诗是用来表达人们的志意的，歌是吟唱表达情感。声音的依附于咏唱，律吕用于调和声音。
《礼记.乐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也就是说，诗、歌与乐是合为一体的。
可见，诗其实就是歌词。
诗经
《诗经》共有三百零五篇，包括公元前11世纪（或更早）至公元前6世纪，即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问的作品。它产生的地区，东临渤海，西至六盘山，北起滹沱河，南到江汉流域，相当于今天的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湖北的大部。
汉代的历史学家提出关于周代时有“采诗”制度的说法。
班固《汉书·食货志》有：“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这就是说，每当春天来到的时候，集居的人群散到田间去劳作，这时就有叫做“行人”的采诗官，敲着木铎（以木为舌的铃）在路上巡游，把民间传唱的歌谣采集起来，然后献给朝廷的乐官太师（乐官之长），太师配好音律，演唱给天子听，让天子“足不出户而知天下”。
另外，同书《艺文志》中还记述说，古代设置采诗官采集诗歌，目的是“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古代记载“采诗”之说的还见于何休的《公羊传》注：“五谷毕入，民皆居宅，男女同巷，相从夜绩。从十月尽正月止，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公羊注疏》卷十六）关于“采诗”和“采诗”的目的，与班固《汉书》记载大致相同，惟说“采诗”者是男女年老无子的人，而不是“行人”，或者方式不止一种。这些虽然出于汉代人的记述，可能还是有一定根据的。因为在古代交通十分不便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由官府来主持采诗工作，靠一己之力来完成这样一部时代绵长、地域广阔的诗集采集工作，恐怕是不可能的。
至于当时统治者采诗的目的，即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广收这些民间诗歌，除了要考察人民的动向，了解施政的得失，以利于他们的统治以外，大约还有搜集乐章的需要。
我们知道，周王朝是很重视所谓“礼乐”的。按照当时制度，举凡在一切祭祖、朝会、征伐、狩猎、宴庆等场合，都要举行一定的仪式，在举行各类仪式、礼节的时候，就要配合演奏乐章。所以，当时朝廷，专门设有乐宫“太师”等，乐宫的职务就是专门负责编制和教演各种乐曲，供上述各个场合使用。可以想见，当时乐官们在编制乐章时，除了自己创制以外，一定还要利用或参考许多民间唱词和乐调，这样收集流传的一些民间乐歌作品，也会是他们经常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工作。当然，这是指《诗经》中的那些流传于各地的民谣俗曲说的。
楚辞
最早出现楚辞的记载，是《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第六十二：“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
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以南方民歌为基础，采用楚国方言创作了一种新的诗歌体裁——楚辞。屈原的抒情长诗《离骚》，具有浪漫主义风格，是楚辞的代表作，楚辞因此又称为“离骚体”。
宋朝黄伯思《翼骚序》云：“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
这就是说，“楚辞”是指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乐调、语言、名物而创作的诗赋，在形式上与北方诗歌有明显区别。 进一步说，楚辞的直接渊源应该是以《九歌》为代表的楚地民歌。《九歌》原为祭祀时之巫歌，后经屈原加工而保留下来，而《离骚》等其他作品则是在这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乐府
乐府是古代时的音乐行政机关，秦代以来朝廷设立的管理音乐的官署，到汉时沿用了秦时的名称。公元前112年，汉王朝在汉武帝时正式设立乐府，其任务是收集编纂各地民间音乐、整理改编与创作音乐、进行演唱及演奏等。
汉魏六朝以乐府民歌闻名。“乐府’本是汉武帝设立的音乐机构．用来训练乐工．制定乐谱和采集歌词，其中采集了大量民歌，后来，“乐府”成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名称。今保存的汉乐府民歌的五六十首，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如《战城南》、《东门行》、《十五从军征》、《陌上桑》等，其文体较《诗经》，《楚辞》更为活泼自由，发展了五言体、七言体及长短句等，并多以叙事为主，塑造了具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孔雀东南飞》（又名《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木兰辞》是汉魏以来乐府中叙事民歌的优秀代表作,称为乐府双璧。
魏晋诗歌
汉末魏初，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背景下面，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三曹”为核心，加上“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
“三曹”和“建安七子”的诗歌直接继承汉代乐府诗的传统，干预现实，感情炽烈，诗风质朴劲健，被后世称为“建安风骨”，成为后世诗人学习的对象，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最后转变。
南北朝民歌
南北朝时期，许多文人专力于文学创作，而主要运用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和骈文。代表诗人有鲍照、谢朓、庚信。
鲍照出身寒微，擅长用七言古诗体来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他隔句押韵的七言歌行为七言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最有成就的是由南入北的作家庾信。他的诗赋集南北文学之大成，将南方精美圆熟的艺术技巧和北方刚健爽朗的精神融合，成为唐代诗风的先声。
这一时期骈文统治着整个文坛，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芜城赋》、庾信《哀江南赋》是非常优秀的作品。
南朝齐永明年间周顒、沈约等人创永明体。而后南朝一直到梁时110年间的诗人，大多吟风弄月，追求音律的精细、对偶的工整、辞藻的巧艳形成“齐梁体”。虽在思想内容上受到后世诗人广泛的批评、反对，但在诗词格律上为唐代文学、尤其是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和成熟，作了充分的准备。
唐诗
唐人薛用弱《集异记》中有这样的故事：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到旗亭（酒楼）小酌，恰逢四位歌妓赛歌。有唱王昌龄“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有唱高适“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的，唯独没有王之涣的诗作。王之涣自负才名，指着“诸妓中之最佳者”对两位诗友说：“她若不唱我的诗，我甘拜下风；若唱，你俩尊我为师。”而那位“最佳者”，果然就唱起了“黄河远上白云间……”
这就是唐朝的流行歌曲。
有不少唐诗是当时的流行歌曲。据文献所载，王维的“西出阳关无故人”一诗谱曲后不胫而走，很快就成为饯别的名歌。白居易有诗曰：“高调管瑟吹银字，慢拽歌词唱《渭城》”，以及“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因为歌中有叠唱，第四声乃“劝君更尽一杯酒”，以此歌劝酒，其效率不言而喻。刘禹锡也有诗称：“旧人唯有何戡在，更与殷勤唱《渭城》”。何戡是唐朝著名歌唱家，尤以唱《渭城曲》知名。而今，这首古歌仍魅力不减。
说到刘禹锡，他被贬巴山蜀水时，写过一首“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的《竹枝词》，当时很流行，直到宋朝还有人传唱。南宋文献《苕溪渔隐丛话》有记述：“余当夜行苕溪，闻舟人唱渔歌，歌中有此两句，余皆杂俚语，岂非梦得（刘禹锡的字）之词自巴逾传至此乎？”从唐朝到宋朝，从巴蜀到吴越，一曲竹枝数百年，无论时间和空间，就影响来说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唐朝流行歌曲最青睐的诗人是白居易，凡歌妓无不知其名。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谈到一件事：“……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可见白居易的知名度有多高。有歌妓讨价还价时自夸说：“我会唱白学士《长恨歌》，岂等同于一般歌妓？”徐州名妓关盼盼，唱此歌也很出色，与白居易还有一段悲情故事。《长恨歌》是长篇叙事诗，共120句，一气唱下来颇有难度，所以歌妓以唱此歌为荣。白居易的诗通俗易懂，每每传唱于“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一时蔚然成风。
上世纪七十年代，在长沙出土的唐代铜官窑瓷器上题有一首诗：“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这首诗一经出土便引起关注，不仅为《全唐诗补编》一类的工具书采用，更耐人寻味的是，现在竟被改编为通俗歌曲。文学史专家认为，“君生我未生”很可能是当时的里巷谣曲，所以才被陶工题在瓷器上。唐朝的流行歌曲，历经一千多年后再度流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大唐文化是开放型的，音乐的繁荣达到了顶峰；不仅《凉州词》、《杨柳枝》这样的乐府歌曲远播四海，西域歌曲也成为时尚，乃至形成“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唐·王建）的风景。虽然这些唐朝歌曲的乐谱早已失传，但却给我们留下极大的想象空间，盛世当歌，这就是唐朝的魅力。
宋词
宋词是继唐诗后的又一种文学体裁，每首词都有一个调名，叫做“词牌”，依调填词叫“依声”。词别名“长短句”（在宋代以后，可以说长短句是词的别名，但是在北宋时期，长短句却是词的本名；在唐代，长短句还是一个诗体名词）。
词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内）、中调(59一90字以内)和长调（91字以上，最长的词达240字)。一首词，有的只有一段，称为单调；有的分两段，称双调；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称三叠或四叠。
关于词牌的来源，大约有下面的三种情况：
⑴本来是乐曲的名称。例如《菩萨蛮》，据说是由于唐代大中初年，女蛮国进贡，她们梳着高髻，戴着金冠，满身璎珞（璎珞是身上佩挂的珠宝），像菩萨。当时教坊因此谱成《菩萨蛮曲》。据说唐宜宗爱唱《菩萨蛮》词，可见是当时风行一时的曲子。《西江月》、《风入松》、《蝶恋花》等，都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些都是来自民间的曲调。
⑵摘取一首词中的几个字作为词牌。例如《忆秦娥》，因为依照这个格式写出的最初一首词开头两句是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 ，所以词牌就叫《忆秦娥》，又叫《秦楼月》。《忆江南》本名《望江南》，又名《谢秋娘》但因白居易有一首咏“江南好”的词，最后一句是“能不忆江南”，所以词牌又叫《忆江南》。《如梦令》原名《忆仙姿》，改名《如梦令》，这是因为后唐庄宗所写的《忆仙姿》中有“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等句。《念奴娇》又叫《大江东去》，这是由于苏轼有一首《念奴娇》，第一句是“大江东去”。又叫《酹江月》，因为苏轼这首词最后三个字是“酹江月”。
⑶本来就是词的题目。《踏歌词》咏的是舞蹈，《舞马词》咏的是舞马，《唉乃曲》咏的是泛舟，《渔歌子》咏的是打鱼，《浪淘沙》咏的是浪淘沙，《抛球乐》咏的是抛绣球，《更漏子》咏的是夜。这种情况是最普遍的。凡是词牌下面注明“本意”的，就是说，词牌同时也是词题，也就不再另拟题目了。
元曲
元曲原本来自所谓的“蕃曲”、“胡乐”，首先在民间流传，被称为“街市小令”或“村坊小调”。
随着元灭宋入主中原，它先后在大都（今北京）和临安（今杭州）为中心的南北广袤地区流传开来。
蒙古人统一中国后，给汉人以残酷的和非常不平等的待遇，形成长期剧烈的民族冲突，他们破坏了中国古代传统的文化制度，从前看作是上品的读书儒生，这时却下降到（七匠、八娼、九儒、十丐）的地步了，这使得中国的学术思想沦入了黑暗时期，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却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前人所认为卑不足道的民间文学，大大地发展起来，代替了正统文学的地位，而放出了异样的光彩，这一新兴的文学，正是大众所欣赏的曲子与歌剧。
昆曲
随着文化的发展，到明清时期，娱乐文化出现了多样性，诗歌渐渐与乐曲失去了关联，而纯粹的走向了文学的道路，真正沿袭了诗歌文化的，反倒是昆曲。
昆曲（Kunqu Opera），原名“昆山腔”、“昆腔”，是中国古老的戏曲声腔、剧种，清代以来被称为“昆曲”，现又被称为“昆剧”。是中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早在元朝末期（14世纪中叶）即产生于苏州昆山一带。
昆山腔开始只是民间的清曲、小唱。其流布区域，开始只限于苏州一带，到了万历年间，便以苏州为中心扩展到长江以南和钱塘江以北各地，万历末年还流入北京。这样昆山腔便成为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影响最大的声腔剧种。很多剧种都是在昆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被称为“百戏之祖，百戏之师”，有 “中国戏曲之母”的雅称。
昆曲唱腔华丽婉转、念白儒雅、表演细腻、舞蹈飘逸，加上完美的舞台置景，可以说在戏曲表演的各个方面都达到了最高境界。正因如此，许多地方剧种，如晋剧、蒲剧、湘剧、川剧、赣剧、桂剧、越剧、闽剧等，都受到过昆剧艺术多方面哺育和滋养。
昆曲中的许多剧本，如《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都是古代戏曲文学中的不朽之作。
昆曲曲文秉承了唐诗、宋词、元曲的文学传统，曲牌则有许多与宋词元曲相同。这为昆曲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文化基础，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昆曲作家和音乐家，这其中梁辰鱼、汤显祖、洪升、孔尚任、李玉、李渔、叶崖等都是中国戏曲和文学史上的杰出代表。
诗词歌赋是什么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应该已经明白了，站在神坛受人仰视的所谓诗词歌赋，只是古人流行歌曲的歌词而已。
今人干巴巴的朗读诗词，不过是吃些古人的残羹剩菜而已，却自得其乐，以为高雅，真是可笑至极！
不唯书斋
带您走进国学的世界
ID：不唯书斋
长按识别二维码关注我们
品味国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