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梦晗诗论：食指与余秀华争啥？｜成龙是怎样坍塌的？-停云风雅_0
周梦晗诗论：食指与余秀华争啥？｜成龙是怎样坍塌的？-停云风雅
周梦晗小众的诗歌难得成为热点，事情缘起于老诗人食指对余秀华的批评。
在一场新书发布会上，他认为余秀华作为从农村出来的诗人，从来不提农民生活的痛苦、对小康生活的向往，不考虑人类的命运、祖国的未来，只向往喝喝咖啡、打打炮，评论界不应该把她捧红。余秀华则发布博客文章《兼致食指，不是谁都有说真话的能力》进行回应。
食指批评余秀华的背后，其实涵盖了两代诗人身份观的格格不入。
不同的时代背景熔炼出不同时代诗人的底色。食指那一代人诗人写诗，表面上是诗人，心底里装着士大夫的情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类诗人看中诗歌的社会属性，风格往往高屋建瓴、纵横捭阖。而余秀华这一代诗人，从“为社会写诗”转变为“为自我写诗”，他们更强调自我的主体性，刻意淡化集体的痕迹，甚至自觉与贵族式的知识分子保持距离，而欢迎庶民的入场。
当代文坛对非知识分子出身的诗人很感兴趣，对乡村苦难、女性身体也很感兴趣。对于已经被写入文学史的诗人，他们今天再度进入公众视野靠的不再是作品，而是八九十年代文学热的余温，是他们背后那个经典的影子。而现在能够走红的诗人几乎都有“底层”或“农民”“工人”烙印。
如今，诗人仍被尊重，却已经从神坛跌落，甚至，诗人成为被同情、怜悯的符号，因为他们越来越被主流话语形容为“一群贫穷落寞而不被理解的人”。
无论诗歌圈子里讨论怎么激烈，流派如何繁杂，诗歌也不再热门了。食指与余秀华的争论，最后很可能是自说自话，而当喧嚣过后，若有一天庶民时代走向黄昏，诗歌又会通往何方？
余秀华
食指那一代诗人，装着士大夫的情怀
若单纯从话语术的角度批评食指的用词，申斥他“过时”的诗歌理念和明显的阶级分化意识，诚然有道理，却会让讨论陷入浅薄，沦为“政治正确”的狂欢。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在今天，食指的诗歌观念被视作“不合时宜”，而余秀华则赢得了中立者的集体同情？食指批评余秀华的背后，涵盖了两代诗人身份观的格格不入。
食指是朦胧诗的开创者，被称为新诗潮诗歌第一人，代表作是《相信未来》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这是他1968年的作品，六十年代是他文思泉涌的时期，十年动荡断了一茬，但到了1978年，他又写出著名诗歌《疯狗》，并首次使用笔名食指。
食指《相信未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我要用手指那涌向天边的排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起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支温暖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我之所以坚定地相信未来，
是我相信未来人们的眼睛——
她有拨开历史风尘的睫毛，
她有看透岁月篇章的瞳孔。
不管人们对于我们腐烂的皮肉，
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
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地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
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余秀华与食指隔了三十年，她2009年正式写诗，2014年在《诗刊》发表作品，并配发了她的创作谈《摇摇晃晃的人间》，也是在那段时间，她开始走红，一些无良媒体给她冠以“脑瘫诗人”的外号，引得大众集体同情，但与此同时，她的诗歌天赋也被文坛和出版界关注，广西师大出版社为其出版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湖南文艺出版社为其出版诗集《摇摇晃晃的人间》，后来又有同名纪录片。到如今，余秀华已经是一个在诗界有一席之地的诗人，甚至可以说——她是当代绝少的流行诗人。
不同的时代背景熔炼出不同时代诗人的底色。食指那一代人诗人写诗，表面上是诗人，心底里装着士大夫的情怀。他们和士大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这类诗人看中诗歌的社会属性，风格往往高屋建瓴、纵横捭阖。
而余秀华更聚焦于个人的情感体验，她的诗歌是个人的抒情、个人的感官体验，她认为“诗歌是一个很小我的事情”。由此生发出一点点哲学思辨，如“有时候我是生活的一条狗/更多时，生活是我的一条狗”，又如那句传播甚广的“告诉你稗子那提心吊胆的春”。
食指在批评中强调写诗要对历史负责，强调人类的命运和祖国的未来，这是士大夫诗人典型的思维路径，用文言文讲，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的创作服务于这种观念，《相信未来》就是典型例子，一句“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那无数次地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将个人情感上升到国家民族的高度，将诗人的形象浓缩为“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战斗的人，这么多年，食指还是那个食指，时代却已不是他熟悉的时代。
食指
在他的那个时代，并不是没有诗人聚焦于个人的矛盾，但这种“凝视个人”的努力最后仍会屈服于集体，被宏大的词汇所吞没。郭小川的《望星空》即如此。这首本为庆祝1959年人民大会堂落成的诗歌，花了诗人半年的功夫，乍看之下是一首典型的政治抒情诗，出现了“在天安门广场，升起了一座美妙的人民会堂”这样的诗句，但它又体现了高度个人的一面，甚至因此在五十年代末被抨击为“虚无主义”“小资格调”，迷茫、惆怅是《望星空》不可忽略的情绪组成。
光是“我不免感到惆怅/于是我带着惆怅的心情/走向北京的心脏”这三行诗，诗人就两次提到“惆怅”。可是，到了第四章，郭小川又回归宏大，回归对民族和人类的礼赞，高喊“人生虽是暂短的，但只有人类的双手，能够为宇宙穿上盛装”。
他们在为社会写诗，为“人民”写诗，但在此，“人民”是一个高度虚化的符号，而士大夫的形象才是清晰的，食指这一代人把白话诗的社会属性发挥到极致。
现在走红的诗人带有“底层”或“农民”的烙印
而余秀华这一代诗人，从“为社会写诗”转变为“为自我写诗”，他们更强调自我的主体性，刻意淡化集体的痕迹，甚至自觉与贵族式的知识分子保持距离，而欢迎庶民的入场。
有趣的是，食指的青春期同样身处庶民时代，但他们那一代诗人，无论是他，还是郭小川、贺敬之，甚至是作词的阎肃先生，他们都有礼赞平民的勇气，但他们的姿态都是自上而下的，而余秀华，她处在一个新式庶民时代——由网络构建的大众部落里，她很少呼吁关怀平民，但她写诗的视角是与平民对等的。
余秀华《摇摇晃晃的人间》剧照
所以，当食指倡导白话诗应回归“大众性”与“民族性”，看热闹的大众反而倾斜于余秀华这边，这一方面是由于余秀华近年来的高热度，另一方面跟大众对这两位诗人的“符号认知”也有关系。
在大众眼里，“为天地立心”的食指是一位老诗人、一位权威诗人，他已经进入经典，同时这也意味着他成为“过去时”，实际上，当食指患病后，他就已经一步步淡出大众视野，更有人感慨他成为“被祖国埋葬的诗人”。
而截然相反，余秀华被塑造为“进行时”，从底层诗人、农民诗人一步步走入公众视野，尽管她竭力撕下这些标签，一些评论者也建议将其归于“人”或“女人”的身份看待，而非农民、底层，但坦率而言，的确是后者构成了大众对余秀华的第一步认知。
这不是个例。如今，能够走红的诗人几乎都有“底层”或“农民”“工人”烙印。不只是余秀华，还比如打工诗人许立志、皮村文学小组的诗人群像等，虽然他们都强调自身主体性，反抗标签，但某种程度上，工厂、村镇的在地经验是他们的诗歌的鲜明特色，也是他们区别于学院诗人的地方。
当代文坛对非知识分子出身的诗人很感兴趣，对乡村苦难、十年动荡、女性身体也很感兴趣。例如：二十一世纪走过来，“底层文学”总是时不时冒出来，吴义勤在《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就说过：“不仅各类文学刊物开辟了‘底层文学’的专栏，各种关于‘底层文学’的研讨会不断召开，而且‘打工作家’、‘打工文学’、‘底层叙事’、‘草根文学’等范畴也是层出不穷......我们也看到了在‘底层文学热’背后一种令人不安的文学思维的复活，看到了一种以‘文学的名义’进行的对文学的歪曲和遮蔽.....”但是，苦难并不等于艺术，基于苦难的“政治正确”也绝不该蒙蔽艺术的标准。
当然，我们还能看到北岛、西川、欧阳江河、于坚、韩东等人的身影，前不久，北岛在豆瓣开课还引起一批粉丝的热议，但这些已经被写入文学史的诗人，他们今天再度进入公众视野靠的不再是作品，而是八九十年代文学热的余温，是他们背后那个经典的影子。
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新作，像欧阳江河，他仍然保持旺盛的写作热情，但这已经不是一个依靠诗作出名的时代了，这个时代走红靠的是人设、是高度浓缩的符号气质。
北岛
诗歌从士大夫时代走向庶民时代
从食指到余秀华，国内诗歌从士大夫时代走向了庶民时代。这并非一蹴而就，而经历了三十年的流变。新中国成立后民众识字率的大幅提升为此埋下伏笔，不懂字，何以谈诗？在广大群众普遍是文盲的年代，诗歌乃至文学的话语权被牢牢控制在文化精英和政治领袖手中，回望唐宋元明清，莫不如此。
但当大部分人普遍识字，文化传播的媒介亦迅速改变，文化精英的掌控权也随之松动。食指那一代人写诗，他们是写给当时的文化精英和政治领袖看，而余秀华这一代诗人，她们的作品不只发在权威刊物，也发在网上，网民才是评议的主力军。
这在前互联网时代就露出端倪，八十年代，权威的地位就已经松动了，所以文学革命是一浪接一浪，青年人力气足，大有一副掀翻老子自个儿当家做主的气派。到了九十年代，“诗人之死”，文学热退潮。诗人很难再成为意见领袖，顾城、海子式的文学偶像成为历史。
海子
与此同时，诗歌开始“下移”，首先有“第三代诗人”，拿来西方的后现代流行词汇，刮起一股反英雄、反崇高的浪潮，继而又有所谓的“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对着干，大有华山论剑的态势，甚至还有“下半身写作”，强调写作中的“身体性”，这一派的代表诗人沈浩波曾说：“‘下半身’一方面是指身体感，但更多的是指‘形而下’的‘下’，是很严肃的诗歌写作态度。”总而言之，早在九十年代，白话诗的走向就已经背弃了食指的理想，而余秀华是“民间写作”“下半身写作”的继承者。
但无论诗歌圈子里讨论怎么激烈，流派如何繁杂，诗歌也不再热门了。千禧年后，诗人甚至被污名化。以“梨花体”、“乌青体”为代表，白话诗成为公众怀疑甚至嘲笑的对象。而像余秀华这样的诗人，即便有机会曝光在公众眼中，依靠的与其说是那些优秀的作品，不如说是媒体出于关怀而出现的集体动员与那些被文化工业制造的标签。
其实，诗歌一直以来都是小众的运动，即便在热烈浪漫的八十年代，写诗也更多是知识人的专利，专门的诗歌评议圈子并不广阔。只是，在不同的时代，以诗歌为引子生发出的社会话题会以不同的面貌出现，由此能让我们管窥社会价值判断的变化。
顾城
在八十年代，人们敬仰诗人，诗人之死如同偶像之死，那时候，诗人被供奉在一个神圣的位置。但如今，诗人仍被尊重，却已经从神坛跌落，甚至，诗人成为被同情、怜悯的符号，因为他们越来越被主流话语形容为“一群贫穷落寞而不被理解的人”。
食指与余秀华的争论，最后很可能是自说自话，而当喧嚣过后，若有一天庶民时代走向黄昏，诗歌又会通往何方？是走向AI时代，还是重回人类精英的怀抱？而身处庶民时代的诗人，又是否能写出永恒的诗篇？
这不是今人能解答的问题，而是交付时间的思索，下一个十年过后，当我们再回首这个时代和它的诗歌，答案也许就能浮出水面。
转自《凤凰网文化》
增值阅读
成龙的大哥偶像是怎样坍塌的？
一
在所有健在的奥斯卡奖得主里，成龙应该是最有名的那一位（又或者是小李？）。比如，十多年前，我采访了一个非洲法语国家电影代表团，才知道原来成龙、李小龙在那片大陆真是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比起好莱坞，“你有科学，我有神功”，才更能让亚非拉人民大团结。
成龙或奥斯卡终身成就奖
又如，日本集英社旗下曾有一份发行量很大的电影杂志“Roadshow”，在它2009年1月份的终刊纪念号上，例牌地码出了自1972年创刊以来的各期封面图，当时我数过，上封面的电影明星里，成龙次数最多，第二是哈里森·福特，第三才是小李·迪卡普里奥（是的，没有日本明星、也没有女星能跟他们仨比）。
不过，“远香近臭”，这样一个中华文化输出符号，在同胞之间得到的评价却每况愈下，两岸三地的年轻人，甚至在他身上罕见地达成了一致的负面意见。
二
最近影院上画了一部喜剧片《卧底巨星》，完全就是在明火执仗地“黑”成龙。故事说的是大陆私家侦探铁柱（李荣浩）接受香港警察的委托，混进了动作巨星元豹（陈奕迅）的新片剧组，从爆破组小工做到了男二号，并借此戳穿了泰国毒枭利用电影道具运毒的真相，还打败了企图嫁祸元豹的阴险制片人泰哥（陈国坤）。
这部电影拍得潦草恶俗，口碑和票房自然也都很不堪。不过，对成龙其人及香港电影有所了解的影迷来说，还是会惊讶于该片的尺度之大——几乎360°无死角地拿大哥开涮。片中这位拿到了奥斯卡的国际功夫巨星元豹（成龙的“七小福”艺名是“元楼”），贪杯好色、粗鄙无文，在片场极不敬业，号称不用替身，但其实明明是“豹家班”弟兄替他上阵，而他只是每次去“演”动作失败而受伤的场景，然后再录下花絮备用。同时，此公毫无演技可言，可还心心念念要赢下一座影帝奖杯；此外，他还是个秃子，每天戴着飘逸的发套扮帅。总之，人前人后两张皮，集粗鲁、愚蠢、猥琐于一身。
青年成龙
算上1990年代王晶炮制的那部《鼠胆龙威》，这已经是香港影坛第二部影射成龙其人的电影了。不过，当年是一个“过火癫狂”、百无禁忌的时代，香港电影“什么都敢拍”，不止成龙被恶搞，娱乐圈中人都借作品彼此互黑或自黑。而且，王晶身为票房金童子、影视圈大少爷（其父王天林是香港影坛长老级人物），江湖地位跟成龙相差仿佛，恶搞后者，也就算是平辈间的玩笑而已。
但是《卧底巨星》的导演兼编剧谷德昭却是一个小字辈，何况近些年香港电影人由于香港电影的式微而日益团结（例如长期交恶的王晶和尔冬升握手言和了、割袍断义20年的吴宇森和徐克也破镜重圆了），在这样的气氛里，还敢如此不留情面地奚落成龙，背后的心理动机，大约就不是简单的恶作剧了。
不妨说，这其实代表了某种民意的汇总和宣泄——这位大哥，我们早就看你不顺眼了。
三
在“双周一成”的黄金时代，成龙还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银幕上的他，敢拼敢打又怕疼，象征着草根、勤力、不服输这种种香港社会最认可的白手起家精神。
然而年龄、财富、地位的积累，慢慢把他从当年那个代表蓝领阶层的赤脚小子，变成了其人曾在《警察故事》和《A计划》里与之对抗的大人物了。在愈来愈膨胀的责任感或者说权力欲的驱使下，成龙成了一个高调的卫道士，热衷于为当权者背书，频繁地在银幕之外发表威权味十足的言论。
成龙所扮演的警察角色
实际上，无论中外，动作明星都容易变成政治立场上的保守派，这或许是他们出身背景是“武夫”、受众群体主要是中低阶层的一种必然。可是，比起大洋彼岸的右翼政客伊斯特伍德或施瓦辛格，成龙所想所说的那一套，显得特别不成体系，特别简单粗暴、特别天真幼稚。而且，更糟糕的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之后，他的私德有亏，反过来又加强了他假道学、直男癌的那一面。
此后，房祖名的吸毒事件、“小龙女”母女的家庭风波，成龙在其中非常露痕迹的出力与不出力，进一步坐实了他的道貌岸然色厉内荏。就像是那种前一天还在台上大谈反腐，第二天就被双规带走的“老虎”，作为偶像的成龙，基座已经完全坍塌。
当然，艺人私德和作品之间的关系，通常都很微妙。而且以更理智的态度来看，两者是应该尽可能分开的。而“成龙电影”，很长时间以来都保持了不错的娱乐性，以动作片的标准而言，更始终是国际级的高水平。因此，多年来，他的影片总能拿到高票房。
当然，这也是另一个方向上的证明，反感于他的言论和私生活，而“用脚投票”地抵制其影片的，主要是知识阶层及文艺青年，而大量的普通观众，无暇顾及或并不在意这些事情（而海外市场就更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四
不过，在刚刚过去的2017年，情况又有了新变化。曾经是品质保证的“成龙电影”，质量却正在大幅地滑坡。
2017年度国产电影票房季军是《功夫瑜伽》，然而该片几乎不能算是一部完整的电影，除了迪拜街头的飞车追逐外，作为一部动作冒险片，它敷衍疲沓到了一无是处的程度。然而在春节档期，合家欢式的气质让它意外大卖。可是，这大概也完全透支了成龙电影最后的信用额。其后到年底，陆续还有三部成龙电影先后公映，而票房都不很理想（以“成龙电影”的标准而言），尤其是那部成色不错的《英伦对决》，算是近年来成龙最认真最卖力最具野心的作品，但观众们却不再买账了。
《英伦对决》剧照
年底贺岁档的《机器之血》，则彻底暴露了近些年成龙电影的各项短板——当大哥不能打之后，创作重心向美式动作片倾斜，然而，旨趣、审美、执行力上的欠缺，让披着科幻片外衣的《机器之血》变得极其难看又难堪：一面是血腥的警匪枪战类型，一面是传统的成龙式功夫杂耍，再加上时髦的好莱坞电脑特效，混杂起来，就成了十足蹩脚、十足山寨的B级片，“剥削”而又愚蠢，该片不但卖座惨淡，而且还制造了30年来成龙电影的最差口碑。
换言之，曾经以实打实不惜命的跑、跳、打而独树一帜的成龙作品，本是可以和好莱坞A级动作大片分庭抗礼、全球卖埠的一种电影类型。可是，如今的成龙，却转投了不入流的B级片阵营，不得不说是一种堕落。而且，可惜的是，他很可能还不自知，反而认定这是延续其动作巨星寿命的必然路径。
另一个让人难耐的情况是，即便如此，成龙还每每在这些粗陋劣质的电影里，持续地加入他的那些说教大道理，而这甚至也破坏了B级片应有的那种坦荡荡的恶趣味。
这个局面自2012年的《十二生肖》起就日益凸现了。“大哥老了，打不动了”是最直接的原因，当然这是无法违背的自然规律，然而在另一方面，剧作、表演、场面、趣味上的全线下滑，体现的是创作态度和创作理念上的不认真和不负责。
成龙
五
然而，看看成龙的作品列表，我们会发现，接下来的三五年里，他还有十多部影片正在拍摄或筹备（按照规律，最终大约会有一半问世），他根本无意退休甚至是减产。
对一个六旬老人来说，他富可敌国、名满天下，本来早就应当颐养天年了——大概也再没有哪位奥斯卡终身成就奖得主还会在拿奖之后安排如此密集的工作了——但他还是开足马力往前冲。这诚然也令人钦佩，至少说明此人的事业心、体力及精力绝对是常人难及的。
不过，如果这些电影都是《机器之血》《功夫瑜伽》之流，那么，成龙实际是在自砸招牌。而根据若干个已经通过媒体披露的项目来看，这种可能性还不小。
中国电影市场的不断升温、其人是国际级的卖座保证、不甘寂寞的心态，大抵让成龙产生了一种“我还不能退”的“59岁”式恋栈冲动，最近每年三四部戏的开工量，甚至比他巅峰期还要高产。然而，影片的成色有目共睹，其实，这是他亲自带头，领着各路中外资本在剥削自己已然受损的剩余价值。这样超载地发挥余热，也就和他频频开嘴炮一样，都是成功人士偏爱给自己加戏、被使命感和权力欲烧糊了头脑的后果。
成龙
六
成龙的黄金年代，是和嘉禾公司紧紧捆绑在一起的。成龙的事业贵人、义父，正是嘉禾二当家何冠昌，同时他的身边还有王牌经纪人陈自强，以及洪金宝、元彪等亦敌亦友的七小福师兄弟。正是他们的掌舵和辅佐，元楼才得以成龙。可是，随着笑拳小子变成影坛大哥，身边能人日渐凋零（何陈都已去世），成龙成了他自己创立的王国里的一位孤家寡人。
而对于这位逃港难民二代、没有念过书的“大老粗”（成龙自用语）来说，独自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显然是比翻跟头、跳大楼难得多的挑战。而“97”之后，成龙对权力的趋附、对社会的妄断、对私德的放纵，一系列的动作，都在给自己减分，可他同时又把自己定义成了一个行走的标语牌，就更加速了其人形象的分裂、民望的走低。
在一段时间内，尤其是进入好莱坞后，戏外的纷扰尚且没有影响到成龙作为电影人的专业操守。但那已经是时间空间上的某种滞后效用，到了今天，银幕内外的大哥都已疲态毕现，左支右绌，人品干扰了作品。特别有趣的一个细节是，在生活里完全无视吴卓林存在的成龙，在近些年的作品里，却总是给自己安排一个心头肉式的亲闺女（与此同时却从没有出现过儿子角色），其中蕴藏的潜意识，耐人寻味。
比起半隐退的发哥、完全转到幕后且低产的星爷，“双周一成”中唯有大哥仍然在一线奋力打拼。可叹的是，这差不多是一条越描越黑的窄巷，成龙却仍然蒙眼狂奔。尽管按照某种事业标准，这也或许出自于一种匠人的敬业心，具体到成龙身上，这位精力无穷、不呆在片场就不舒服星人，可能也只是在沿袭某种生活惯性。然而，以对电影、对观众的负责的态度来说，成龙早就理应金盆洗手了，至少也该专职做导演，以培养下一代打星为己任。可惜的是，看起来他毫无此意。
无论如何，成龙是迄今为止，华人电影人里按照世俗标准而言，成就最大、影响最广的那一位。他从1970年代起跃上舞台，前十年是个找不准定位的小演员，80年代成为天皇巨星，直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然而2010年代之后，他渐渐脱轨，其作品的日益颓败，既是港片盛极而衰的证据，也成了今日中国电影外强中干、画虎类犬的典型。
而电影之外那个油腻的成龙，则活生生地证明了出将入相、天地君亲师的中式成功学，是怎么异化一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