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梦晗译） 我荐｜伯林：丘吉尔与罗斯福（杨自伍-黄灿然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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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梦晗
本文选自《温斯顿·丘吉尔在1940年》。
把想象力视为一种主要的革命力量是一种谬见──倘若认为它消除和改变了至今为止相互割裂的信念、识见和心理习惯，而且把它们融为牢固统一的体系。这些体系，倘若充满了足够的活力和意志的力量──不妨再加上幻想，因为幻想并不那么害怕事实，而且创造了理想模式，根据这些模式，事实便在头脑里变得有条有理──有时使得全民族和一代人的精神面貌为之改观。
最富有这些才能的英国政治家是迪斯累里①，他实际上孕育了帝国主义的奥秘，那种辉煌而毫无英国特色的幻景，浪漫到了形成照搬外来思想的风气，充塞着形而上的情绪，从外表来看，与英国传统中最冷峻的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反体系化的成分截然相反，竟风靡了英国思潮长达两代人之久。
① 曾任英国首相、保守党领袖，推行殖民扩张政策。
丘吉尔的政治想象力也具有改观面貌的相同魔力的成分。那是一种同样属于群龙之首与伟大领袖的魔力：弗兰克林·罗斯福则具有这种高度的魔力，他毫不逊色，从本质上改变了本国的内在形象、性格和历史。他跟英国首相的相异之处甚于相同之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两大洲和两种文明之间的差别。这种对照生动地表现在战争期间他们所担任的各自角色上，而战争又使他们如此紧密地齐心协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某些方面来说，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产生了诸多新奇事物和天才。诚然，它是一场更大的灾难，战事蔓延到更广阔的地区，改变了世界的社会和政治轮廓，至少在极端程度上看，和它的先例不相上下，或许为害更烈。不过一九一四年所发生的时势突变更加剧烈得多。一九一四年以前的岁月如今历历在目，在二十年代尤为如此，那是一个长期多半为和平发展的阶段的结束，突然之间中断而且大难临头。至少在欧洲，有些人抱着可以理解的怀旧之情看待一九一四年以前的岁月，他们知道此后就不存在真正的和平了。
如果和十九世纪比较起来，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标志着人类文化发展的一次衰落，因为十九世纪是一段持续而又硕果累累的时期，仿佛人类取得了独特的成就，它是那么强盛有力，即使在遭到战争破坏的时候，仍然与世共存，我们现在还为之惊异。举例来看，文学的质量肯定是衡量人类精神和道德生命力最可靠的标准之一，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大战期间，比起一九三九年之后，不知高出多少，简直无法相比。仅从西欧来看，这屠杀和毁灭的四年，同时也是天才和才华横溢的作品不断产生的岁月，都出自功成名就的作家，比如萧伯纳和威尔斯还有吉卜林，豪普特曼与纪德，切斯特顿和阿诺德·本涅特，比尔博姆和叶芝，以及年轻一代的作家如普鲁斯特与乔伊斯，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爱·莫·福斯特，托·斯·艾略特与亚力山大·勃洛克，里尔克，斯蒂芬·格奥尔格以及瓦莱里。而且自然科学、哲学和历史也不断发展而成果卓著。相比之下，后一场战争拿得出些什么来呢？
不过或许在一个方面二战使它的先例相形见绌：参战各国的领袖较之他们的原型则是更为高大的人物，在心理上更有魅力，法国是显著的例外。不容置辩，斯大林是比尼古拉沙皇二世更令人倾倒的一位人物；希特勒比德国皇帝、墨索里尼比维克多·伊曼纽尔更引人注目；尽管威尔逊总统和劳合·乔治值得注意，但就他们所产生的纯粹历史重要性而言，则不及弗兰克林·罗斯福与温斯顿·丘吉尔。
“历史就是亚西比德的所作所为和磨难经历。”亚里士多德这样告知我们。尽管社会科学多方努力去推翻它，这一见解却始终比对立的假说更令人信服得多，只要历史的定义是历史家们实际所做的那样。总之丘吉尔是真心接受的，而且充分利用了他的机遇。再说由于他的叙事笔法主要表现于个性描写，同时充分恰当地显示了个人天才，有时是过于恰当了些，他在卷帙中刻画了伟大的战时风云人物的面貌，于是他的叙事具有几分史诗的品位，他笔下的英雄与恶棍都具有高度，不仅是因为他们卷入了重要事件──或者说完全是这样，而且由于在人类历史舞台上，他们所显示的自身内在的恢廓人性；他们的特性相得益彰，而且轮廓格外分明，其实是永远纷然并呈的，偶然也相互冲突。
比较和对照一定会在读者的心目中油然而生，它们有时会使读者超越丘吉尔的卷帙。因此罗斯福的过人之处主要在于他对生命的那种惊人的热爱，而且在于他表面完全超脱了对未来的惧怕，作为一个人来说，他热切地迎接未来，给人的感觉是无论时势造成什么局面，一切在他的磨盘里都化为齑粉，没有什么事情是万分可怕或者摧毁性的，一切都可以征服，加以利用，进行铸造，使之变为新型的无法预测的生活的模式，变为这样一个建筑物：他罗斯福，他的同盟者和忠诚的从属者，会以前所未闻的干劲和热忱投身其中。这种对于未来的热切期待，同时毫无神经质的恐惧，不怕风浪可能太大或者太猛而无法航行，与斯大林或张伯伦身上那种心神不定地巴望把自己隔绝开来的心情，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希特勒，从某种意义来说，也不曾流露出惧怕，可是他的自信却出于一个狂人的狂妄狡诈的幻景，它轻易地歪曲事实而投其所好。
寄托于未来的信念如此充满激情，相信自己有力量塑造未来的信心如此不受困扰，一旦和那种客观评价未来的真正轮廓的能力相济为用，就意味着一种格外敏锐的意识，不论是自觉的或是半自觉的，它认识到个人环境的趋势，认识到组成这个未来的芸芸众生的向往、希望、恐惧、爱憎，认识到不带个性色彩地形容为社会的以及个人的“倾向”。罗斯福便具有这种发挥到天才程度的敏感。他获得了在总统任职期间一直保持住的那种象征意味，主要因为他感觉到了他的时代的趋势以及它们极为少见地向未来延伸的投影。他的意识，不仅对于美国舆论向背，而且对于他的时代更大的人类社会前进的总体方向，便是人们所说的玄妙。这些内心的暗流，这种运动的颤动和复杂的盘旋，仿佛在他的神经系统内部有所记载，具有一种地震仪式的精确度。他的绝大多数同胞都承认这一点──有的怀着热情，有的则带着几分不快或是一腔愤愤之情。远离美国疆界的地方的人民则公正地把他看作是他的时代最真实最坚定的民主代言人，最富于当代精神，最具有外向眼光，最勇敢，最富于想象力，最博大的胸怀，超脱了一种内心生活的迷恋，具有无与伦比的能力：运用他的洞见和他的先见以及真正把自身与卑微的人民的理想等同起来的这样一种力量去创造信心。
在他的健康最终受到伤害之前，不仅对现在而且对将来都是胸有成竹，明白自己走向何方和运用什么手段，而且知其所以然，这样一种感觉使得他意气风发充满欢欣：使得他乐意与形形色色而且素不相识的人交往，只要他们体现了生活激流中的某个特定方面，在他们特殊领域内积极地支持前进的运动，不论是什么具体运动。这种内心的活力弥补了才智或性格上的欠缺，而且不止是弥补，他的敌人──还有他的牺牲品──则时刻不停地指出他的欠缺。他好像确实没有受到他们讥讽的影响：他首先无法容忍的是消极、静止、忧郁、惧怕生活或关切永恒或死亡，无论他们同时具有何等伟大的识见或何等细微的敏感。
丘吉尔几乎处于对立的极端。他也并不惧怕未来，谁也不曾更炽烈地热爱过生活，把如许的爱心倾注于他所接触的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然而罗斯福，如同所有伟大的创新者一样，对于社会即将出现的形态，具有一种半自觉的预感意识，跟艺术家的预感意识并非全然不同，而丘吉尔呢，尽管一副外向性格的神态，却是观照内心，他最强烈的感觉便是对往昔的感觉。
明朗的、色彩烂漫的历史眼光是取之不尽的源泉，他用这种眼光去构想现在和未来，他从这个源泉汲取了基本原料，他的宇宙从中而来，建造得如此坚固，装点得如此富丽精巧。如此稳固和如此包容的一座大厦靠那样一种人是无法构建起来的：对他人或其他体制或国民的反复无常的情绪和方向，很容易像灵敏的仪表那样作出反应和产生反响。再则，确切说来，丘吉尔的力量（以及他身上最令人生畏之处）恰恰就在于此：与罗斯福不同的是，他并不具有无数敏感的触角，无法传达千差万别而不稳定的外界的最细小的波动。与罗斯福不同的是（就此而言也不同于格莱斯顿和劳合·乔治），他并未用一种强烈和集中的方式去反映一个当代社会的或道德的世界；应该说他创造了一个如此强大而又凝聚的世界，结果它变成了一个现实，而且以势不可当的力量强迫性地改变了外部世界。正如他笔下的战争史所表明的那样，他有着吸取事实的非凡能力，不过他十分有力地对素材加以分门别类，从而那些事实呈现出来时已经为之改观，他可以用来建造他自己雄伟的、素朴的、坚不可摧的内心世界。
罗斯福，作为社会名流来看，是一个率真、乐观、爱好快乐的统治者，他使得自己的助手们心神不安，因为他嬉笑恣意大而化之，似乎喜欢推行两种或更多的完全不相容的政策，他使助手们更为惊讶的是，在最黑暗最危险的时刻，他敏捷轻松地设法抛开公务的烦恼。丘吉尔也爱好快乐，他也并不缺乏嬉笑的脾性及出口成章的自我表达能力，同时习惯于等闲视之地快刀斩乱麻，那种方式往往使得他的专家们手足无措；不过他并非轻狂之辈。他的天性具有深度的一面──而且对悲剧性前景有着一种相应的感觉──而罗斯福漫不经心的天赋则本能地忽视了那种前景。
罗斯福以精湛的技艺玩着政治游戏，他的成败之举付诸于行的时候，都表现出大将风范；他的表演仿佛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丘吉尔则同时对黑暗与光明了然于心。如同内心世界的所有寄居者以及过往的游客一样，他提供了痛苦的悲思和缓慢的恢复这些不同时期的证据。罗斯福有可能提到流血流汗，但是当丘吉尔说他给自己的人民提供的是眼泪，他说的这个字眼有可能出自林肯或马志尼或克伦威尔之口，不过却不会出自罗斯福，尽管他襟怀博大、豪爽慷慨、高瞻远瞩。
选自《英国经典散文》，杨自伍主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录入：苏芽
预读/校对：陈涛、zzj、李宏飞、桃之夭夭、梓悦
整理：李宏飞
执编：郑春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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