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梦晗诗歌中的矛盾因素-诗评媒
周梦晗诗歌中的矛盾因素-诗评媒
周梦晗
诗歌中的矛盾因素
叶芝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同别人争吵产生雄辩，同自己争吵产生诗歌。叶芝的诗中有象征，有爱尔兰的现实；有现代感，也有神秘主义倾向。茨威格在一篇回忆录里提到了叶芝朗诵的情景：屋子遮得严严实实，只点着两根蜡烛，他一袭黑袍，用抑扬顿挫低沉声调缓慢地朗诵着。今天看来，这多少有些做作，但对叶芝来说却是严肃的。今天的诗人再也不会像叶芝或他那个时代的诗人那样，对诗歌有一种宗教般的神圣感。
我听过两首叶芝朗诵自己诗歌的录音。声音微微颤抖着，有些飘，仿佛穿过久远的时间从另一个世界传到我们身边，让人怦然心动。
还是回到叶芝的话上去。同别人争吵，显然是一种不同观点的辩论，是要用自己的观点压倒别人而不是说服别人。这需要雄辩。而同自己争吵，则是内心有两种不同声音在相持不下，此消彼长，让自己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
我们知道，抒情诗在古代只是诸多诗体中的一种，此外还有史诗、叙事诗、哲理诗和讽刺诗。抒情诗最早可以配着六弦琴来调唱。希腊神话也在里尔克诗中被提到的奥尔浦斯就是这样的抒情诗人。据说他一唱歌，鸟兽们从林子里涌出，安静地听他弹唱，石头也为之感动。他的下场不那么美妙，是被酒神的女祭司们撕得粉碎，古人解释说是他得罪了他们，我们今天了解到粉丝们对偶像的疯狂就能做出另一种解释。后来抒情诗脱离了音乐，但表现的也只是单一的情感。到了近代，抒情诗才用来表现一种更为复杂的情绪。指向增加了，容量扩大了。实际上，现代的抒情诗已经吸纳了叙事诗、哲理诗和讽刺诗的因素，几乎成了诗的总称。
叶芝早期的爱情诗很甜美，太阳的金苹果，月亮的银苹果，后来和毛特冈相恋不果，却又在感情上难以割舍和释怀，为冈写了大半辈子的情诗，表现的是一种又爱（她的美丽、高贵）又恨（不接受自己的感情，却又嫁给了一个他瞧不起的酒鬼）的情绪。这是一种矛盾。同样，他赞赏她有着火一样的热情，不流于平庸，却又反对她煽动小人物造反，这当然反映出叶芝保守的一面，但也确实构成了另一组矛盾。还有，他担心她会像海伦一样红颜祸水，会给世界带来灾难，赞美中有谴责，谴责中又有赞美，然后又说现在没有第二个特洛伊为她燃烧，意思是时代变了，她的美已经起不了多少作用了。这里面也包含着对时代的批评。这又构成了一组矛盾。
无论现代诗歌还是古典诗歌，其中都包含情感因素。感情有着不同的指向，单一的情感具有一种指向，复杂的情感有不同的指向；截然相反的情感形成了一种对立，这种对立往往构成了诗的张力。诗的矛盾因素或特质指的是后一种状况。
在一篇分析《驶向拜占庭》的文章中，作者指出了其中的几种对立：青年和老年的对立，物欲和精神的对立，物质与艺术的对立，并指出，几种对立构成了全诗的骨架。
诗人们在更多的时候不会像哲学家那样果断。他们即使说出内心的真理，那也是犹豫和迟疑的，因为他们的内心总是处于矛盾之中。
我们再看但丁所推崇的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一个诗句。维吉尔被艾略特推为经典的代表，艾略特认为经典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心灵的成熟，生活风度的成熟，和语言的成熟。维吉尔在这几个方面似乎都做到了，当然他也多少沾了点时代的光。因为要做到这些，不仅光凭个人的才华和努力才能做到。
我们看维吉尔的这句诗：
沉重的木犁碰到了空空的头盔
这个看似简单的句子包含着诸多矛盾因素。木犁的主人是农夫，头盔的主人是士兵。这是一组对立。木犁是用来耕做，而头盔是用来防身，前者代表着和平时期，而后者代表着战争，这是又一组对立。还有其它的对立，如木和铁，如今和古，如生和死。这些矛盾因素为这句诗拓展出巨大的空间，具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沧桑感。
有时，在写作风格和手法上也要有一些矛盾或对立的因素。我们说某某作品的风格如何如何，其实这也是就主要的特征而言。单一的特征形成不了风格，就像单一的颜色不会成为绘画作品一样。我们可以说这幅画的调子偏冷，或那幅画是以黄色为主调，但一种在绘画中占据主导作用的颜色一定要有补色，不然就不可能突出出来。过去有一位朋友听音乐，只喜欢肖邦，不喜欢贝多芬。和肖邦相比，贝多芬的确显得粗暴一些。但我对他说，你要更好了理解肖邦，就一定要听听贝多芬。事物的存在价值在于差异性，而差异性正是通过比较才会显现出来。没有比较，特点就无法出来。就像我们读书，要读最好的，一流的书，也要读三流的书。二流的可以省去不读。读一流的书，可以使我们了解文学的最好的尺度。读三流的书，可以从中发现很多破碇，这些破碇正好从反面教会我们怎样去写。风格的对立因素可以使特点更突出，由于其它因素，也使风格更丰富，而不是单一。钟嵘说《古诗十九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可能就是这个样子。苏东坡说诗“所贵乎枯澹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澹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澹亦何足道！”又在给弟弟的信中说，“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枯和膏，澹和美，质和绮，癯和腴，都构成了矛盾，统一起来，就成为陶氏风格了。在历史上还有一桩公案，七十多年前，朱光潜写了篇文章，谈及静穆是艺术的最高境界，而这种境界在中国诗里不多见，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这句话受到鲁迅的抨击。鲁迅指出了他金刚怒目的一面，并说，陶渊明并非浑身静穆，所以他伟大。
其实我们今天看，静穆固然概括不了陶渊明，但用金刚怒目来形容他也同样有些问题。陶当然写悠然见南山的句子，也有饥来驱我去的凄凉，当然也不乏猛志固长在的情怀，总之，他的写作是复杂的，片面地执其一端总归是失去简单。当然，就眼力来讲，苏东坡当更胜一筹。
我们再来看卡夫卡和艾略特的例子。卡夫卡的小说具有很强的荒诞感，有超现实因素，但却没有人把他看成是超现实主义作家。他很能致幻，比如写一个小职员一觉醒来变成了大甲虫，还有乡村医生下雪的夜里要去出诊，但没有马。这时从废置的猪圈里钻出来几匹马，还有一个马夫。十英里的路他坐上马车一瞬间就到了，但回归却漫无时日，只能永远地在世上流浪。这样写很容易看成神话故事，而作品一旦被当成神话来读，现实感就会大大削弱了。但卡夫卡做得很高明，他一方面刻意突出作品的荒诞感，另一方面又用真实的细节来弥补。我们读卡夫卡的作品，不会感到不真实，就是因为细节在里面起到了作用。荒诞派和真实的细节构成了对立，但这对立成就了卡夫卡。艾略特也是这样。《荒原》里面有大量的象征，象征容易使作品变得空泛，但艾略特佐以自然主义的描写，成功地做出了调节。前田约翰主张简单，但他也意识到单一存在着问题，因此他也说，简单和复杂相辅相成，没有复杂的对比反差，简单就不能更好地显现。
中国人很多不太喜欢塞尚的画，塞尚的画其实是这一二百年间最好的，难得有一种体积感，显得厚重。厚是一种美学风格，这一点恰好容易被我们忽视。国内人的创作都容易犯一个毛病：薄。薄就是单一，薄不耐看，经不起琢磨。中国人过于追求智巧，其实这是最不足取的。唐以后的诗歌也越来越走上这个路子，音律越来越讲究，形式和细节的感觉也越发精致讨巧，但和《古诗十九首》相比，却要显得缺少风骨。杜甫的风格被称为是“沉郁顿挫”，但和《古诗十九首》及陶渊明相比仍然不够厚。颜色中有两种最简单，但又最耐看。一个是白色，一个是黑色。白色具有一切可能性，而黑色包含了一切可能性。黑色最丰富，因为它混杂了所有的颜色。好的东西都不是单一风格的，都混杂了各种不同的因素。
所以，诗怎么才能写得好，不是单凭热情就能做到，还需要冷静思考和深入探讨。我们现在写作过于拘泥于技术层面，没有从最根本的出发点去认识和考量。所以提出要扩大诗的空间，让诗歌包容更多的因素，包容更多不同层面的东西。但无论怎么做，怎么出新，有一点不要忘记，诗就是诗，诗歌的真实和审美永远是第一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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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顾问： 河南有道律师事务所主任 马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