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青铜文化】大汉气韵——浅谈星云纹镜-青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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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文化】大汉气韵——浅谈星云纹镜-青铜文化
【声明】：本文部分文字素材来源于网络，整理于【青铜文化】铜镜群内专题讨论活动，图片素材来源于中国嘉德、上海泓盛及北京景星麟凤拍卖公司拍卖图录与【青铜文化】群内藏家分享，特此表示感谢。
星云纹镜最早的著录见于北宋王黼的《博古图录》。在《博古图录》卷第二十九中的“枚乳门”中著录了两面星云纹镜，分别称为百乳鉴和素鉴,不少著作沿用，有的连称为星云百乳鉴。其星云纹的得名是“因其形状似天文星象,故有星云之名。星云镜主要的流行时期在武帝时期和昭宣中兴时期（公元前140年—公元前49年），约有90年时间，流行时期跨了整个西汉王朝的一半，这一时期，也是汉王朝发展的鼎盛时期，武帝时期国力开始大增八卦莲花掌，到汉宣帝时期真正到达顶峰，汉宣定胡碑记“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汉土”另有《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所载“汉秉威信，总率万国，日月所照，皆为臣妾”这些句子也印证了汉宣帝时期那个铁血的时代。星云镜，作为大汉鼎盛时期的流行产物，兼具法家霸王道与儒家宽宏仁礼的思想致命红罂粟，在恢宏、雄大的风范当中，透露出宗教性、世俗化的审美意值。
本期群内专题讨论我们就浅谈一下西汉星云纹镜，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讨论，第一方面是星云镜出现的历史时期与社会背景，第二方面即为星云纹镜的源起文化特征。
星云纹镜没有铭文和纪年彭客网,所以只有通过对出镜基葬材料的研究来确定星云纹镜的流行时间。《洛阳烧沟汉基》是最早利用基葬材料对出土铜镜进行研究的。在烧沟汉蓦中共出土了6面星云纹镜,出镜墓葬年代被定在烧沟汉基的一、二期,即西汉中期。这一研究为以后出土星云纹镜汉墓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在所有的基葬材料中,有明确纪年的出镜汉墓对确定星云纹镜流行年代最具参考价值。我们这里列举下出土星云纹镜且年代确定的三座基葬:1.西安市长安区西北政法学院西汉张汤基出土星云纹镜一面。连峰钮,圆钮座,座外及镜缘为内向十六连弧纹。根据《汉书。武帝纪》张汤死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十一月,其下葬时间应离此时间不远。”2.大葆台西汉木椁蓦一号墓出土星云纹镜一面。该基同出的有针刻“廿四年五月丙辰丞”残漆器。报告者认为廿四年应为燕王刘且二十四年,相当于汉武帝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
3.江苏邗江胡场五号汉基出土星云纹镜一面。同出的木樓有“册七年十二月丙子朔辛卯”。报告者认为应是自刘胥始封广陵王下推四十七年,即为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下葬时间应在本始四年夏。。
从这三座墓的资料看德州一中,时间跨度为元鼎二年到本始四年,均在西汉中期。同时大多出镜蓦弊的发掘报告也将其年代定为西汉中期。因此从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以后到昭宣时期,可以确定为星云纹镜的最流行时期。对于星云纹镜结束的时间,由于很多出镜基葬同出的有剪边五铢和王莽钱这些可以借鉴的断代参考,这就可以肯定星云纹镜在西汉晚期甚至王莽时期仍有出现,但其数量与西汉中期相比已经明显减少,所以也就可以确定星云纹镜是在西汉晚期衰退并逐渐消失的。
对于星云纹镜的最早出现年代,我们在这里列出五座被报告者定在武帝元狩五年之前的汉墓,这也是现有资料中出土星云纹镜年代最早的几座：1.《长安汉镜》中提到2000年雅荷城市花园M155出土星云纹镜一面。该墓为竖穴基道土洞基,同出随葬品有陶罐、方形陶仓、灶、彩绘陶鼎和铜盖弓帽。作者将基葬的年代定为西汉早期(武帝时期),该镜的制作年代不会晚于元狩五年。2.南阳市烟草专卖局春秋、西汉墓葬M5出土星云纹镜一面。MS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随葬器物有陶壶、小陶壶、陶鼎、陶盒,墓葬形式、随葬器物组合与临近的出土有四铢半两的M1相当,都具有西汉早期阶段的时代特征。通过与相邻墓葬的比较,作者将基葬的年代定为文帝到武帝时期。
3.淅川县程凹西汉墓M9出土星云纹镜一面。基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墓。文中仅仅说明这一墓地十四座墓器物组合为鼎、壶、瓮或鼎、壶、罐,具有西汉早期文化特征。这批基葬出土有四铢半两,因此年代不会早于汉文帝五年以前。
4.浙江龙游县东华山汉墓第一期汉墓中出土有星云纹镜。该期出土器物主要有I式鼎、I式盒、1式瓿、A型I式壶和B型1式壶及钫为组合。鼎盒的盖上装饰有三乳钉,冥器丰富,有屋、灶、井等各种生活设施和用品以及家畜禽类的俑。该期大中型墓坑还随葬有鼎、钫等铜器。简报未说明一期基葬的具体年代,但将该墓地的二期汉墓的年代定为武帝或武帝后。
5.江苏东阳小云山一号汉墓出土星云纹镜一面。基葬同出有成对的陶鼎、陶盒、陶壶、陶钫,未出五铢兰大一院,报告者认为该墓似在武帝元狩五年前,不晚于西汉中期。”
从上面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三座墓的同期墓葬出土有四铢半两,星云镜出现年代首先可以确定是在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之后。这几座墓葬由于没有纪年和出土铜钱等年代参考物,因此我们只能通过对出土器物发展演变序列的研究以及与同地区相关基葬的对比来确定年代。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资料中这些出土星云纹镜较早的墓葬,其年代基本都可以定在武帝初年前后。
综上所述，星云纹镜在武帝初年前后出现,在西汉中期流行,西汉晚期衰退,王莽时期消失。
社会背景
由上面的内容我们可以知道星云纹镜主要流行在武帝时期到汉宣帝时期（公元前140年—公元前49年）大概90年的时间跨度，约占整个西汉王朝的一半。历经汉武帝、汉昭帝和汉宣帝三位帝王，至汉元帝时期逐渐衰退。我们目前见到比存世量较大的西汉铜镜大多出现在这一个时期，如：草叶纹镜、圈带铭文镜、四乳四虺镜和星云纹镜等等。首先我们来讨论武帝时期。这个时期较为流行的铜镜种类有圈带铭文镜、草叶纹镜和星云纹镜。草叶纹镜（延伸：草叶纹镜鹰的重生，是镜背装饰以草叶纹为主体的铜镜，其大致出现在汉文帝时期神舌，属于西汉新纹饰镜种，流行时间一直持续到西汉晚期。其尺度有序，规整华美，形式多样，是汉代铸造数量较多的镜种之一。草叶纹镜一般为半球形镜钮，柿蒂纹钮座。除此之外，镜钮种类还有弦钮、兽钮或者连峰钮等，钮座还有圆形钮座等。钮座外多为单重方格或双重方格，双重方格内多有纹饰或者铭文。草叶纹镜大多非常规范，纹饰布局为中间一个大方格、四面4个小方格，为其基本格局木村沙织。这应与古人认为的宇宙模式有关，简言之，即与天地和方位有关。此类镜的纹饰给人以很强的方位感，四乳丁即“四正”（东、南、西、北），四草叶即“四维”（东北、东南、西北、西南）结合草叶纹镜上常见的铭文“见日之光，天下大明”，似乎不难理解草叶纹所寓意中的一层祈福。在天地之间，阳光普照，五谷丰登宋世万，生活富裕，这不仅是生活在2000多年前高度重视农业的汉王朝的先民们的企盼，即便是今天，李冠廷也是人们心中美好的愿望之一）在汉文帝时期出现，文景之时较为流行，在武帝时期也有使用，时间跨度也有一百多年。艺术风格上更多的体现了文景之治时期休养生息重视农业生产的社会思想，努力发展农业生产的史实也与草叶纹镜流行的年代相符合。圈带铭文镜在武帝时期也比较流行，这里我们说的铭文镜饰以圈带铭文作为主题纹饰的铜镜，其他题材铭文铜镜不在此列。汉镜中所显示的社会伦理风尚和宗教神秘内涵，也具有深究的价值和意义。西汉武帝时期是汉王朝的鼎盛发展时期。汉武帝时期前期还流行着文景时期社会伦理风尚所影响铸造的铜镜，反映的是自然、质朴、健康的生活情趣。那种倾心自然和追求光明的图像之刻画，那种对太阳礼赞的书法铭文，诸如，“见日之光，天下大明”、“见日之光，长乐未央”、“见日之光，长勿相忘”等等，都见出当时从战乱转入和平发展时期所呈现的那种乐天向上的社会心态和时尚。还有那种不避世俗享乐的开放胸襟，也跃然于书法铭文之中。诸如，“居必安”、“乐酒食”、“美人会”、“芋琴侍”等等。虽然汉武帝有“独尊儒术”之举，但董仲舒的“三纲”思想，却几乎没有在铜镜艺术中有所反映。这是值得注意的。相反，人的自然情欲及其升华——爱情，诸如“洁清白而事君”、“长勿相忘”、以及“久不见”、“子志悲”等等对于爱的忠贞与哀怨，成了铜镜的基本人文内涵。也许因为铜镜大多是作为情物献给佳人的，所以铜镜艺术能够在“三纲”缝隙中表现出一种爱的自由。这些内容一定程度的反应了当时社会的民俗风气。圈带铭文镜中相对较多的铭文类型有以下几种（前两者日光铭与相思铭在文景之治时期就颇为流行，一直延续到武帝时期，此类镜铭不仅仅以独立纹饰出现还多与其他纹饰样式搭配，如在草叶纹上的应用）：
日光铭
（1）见日之光，天下大明；（2）见日之光，天下大阳；（3）见日之光，长毋相忘；（4）见日之光，美人在旁；（5）见日之光，君来何伤；（6）见日之光，千秋万岁，长毋相忘；（7）见日之光，所见必当；（8）见日之光，天下大阳，服者君卿；（9）见X大阳，服者君卿，所言必当；
相思铭
（1）与天毋极，与地相长，怡乐如言，长毋相忘；（2）长毋相忘，君来何伤；（3）长乐未央，长毋相忘；（4）久不相见，长毋见忘；（5）长相思，毋相忘，长贵富，乐未央；（6）长相思，毋相忘；（7）大乐未央，长相思，愿毋相忘；（8）与天毋极，与地相长，欢乐未央，长毋相忘；（9）常与君，相欢幸，毋相忘，莫远望；（10）毋忘大王，心思美人；（11）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结心相思，毋见忘；（12）愁思悲，愿君忠君不说，相思愿毋绝；（13）道路辽远，中有关梁，鉴不隐情，修毋相忘；
（一）昭明铭
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扬而愿忠，然雍塞而不泄
（二）铜（铅）华铭
（1）炼冶铜（铅）华得与清，以之为镜宜文章，延年益寿辟不祥，与天无极如日光，长乐未央；（2）清之冶铜华以为镜，昭察衣服观容貌，丝组杂以为信，清光乎宜佳人；（3）炼冶铜华得与清，以之为镜昭万刑，五色尽具正赤青，与君无极毕长生，如日月光芒；（4）清之冶铜华以为镜，丝组杂以为信，清光乎宜佳人；（5）清之冶铜华以为镜，昭察衣服观容貌，丝组杂以为信，光宜美人。
（三）清白铭
洁清白而事君，察阴欢翕之明，焕玄锡之流泽，恐疏远而日忘，慎靡美之穷皑，外承欢之可说，慕窈窕之灵泉，愿永思毋绝。
（四）君有行铭
（1）君有行，妾有忧，行有日，反无期，愿君强饭多勉之，仰天大息，长相思，毋久XX；（2）君有远行，妾（敢）私喜，X自次X止，君旋行来，何以为信，祝父母耳，何木毋庇，何人毋友，相思有长可长；（3）君行卒，予志悲，久不见，侍前稀；（4）昔同起，予志悲，道路远，侍前稀；
（五）日有熹铭
（1）日有熹，月有福，乐毋事，宜酒食，居必安，，毋忧患，竽瑟侍，心志欢，乐已茂，固常然；（2）常富贵，日有熹，常得所喜；（3）日有熹，月有福，乐毋事，常得意，美人会，竽瑟侍，贾市程万物；（4）日有熹，得君喜，常富贵，乐毋事（宜酒食）；
（六）君忘忘铭
君忘忘而先志（兮），爱使心臾者，臾不可尽行，心沄结而独愁，明知非不可处，志所驩不能已
关于汉武帝时期，太史公有言：“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汉武帝顺应国家历史发展潮流，带领国家从文景时期的“治世”走向属于自己时代的“盛世”，为后人所津津乐道。民国时期的史学家夏曾佑在《中国古代史》中评价道：“武帝时为中国极强之世，故古今称雄主者，曰秦皇汉武。”
下面我们说昭宣时期，历史上称昭宣中兴（公元前87年—公元前49年），这时期流行的铜镜品类有草叶纹镜、四乳四虺镜，星云镜，其中四乳四虺镜为此时期新兴的镜种。关于四虺镜，大家可参照【青铜文化】发布的《西汉四乳四虺镜赏析》一文。公元前87年，汉武帝病死，8岁的太子刘弗陵登基为帝，是为汉昭帝（前87年—前74年在位），汉昭帝年号先后有始元、元凤、元平。昭帝年幼，由大将军霍光主持国政。霍光一方面镇压反对势力，另一方面让自己的亲属、亲信在朝中担任要职，权倾朝野，成为当时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
汉昭帝在位时期，实行一系列措施：汉昭帝重视吏治，调查民间疾苦及冤案、官吏失职等事宜。并先后四次察举贤良，明经治狱。汉昭帝实行“与民休息”政策，多次下令郡国官员以劝勉农桑为首要政务，并躬耕示民从事农桑，多次减免田租、口赋及其他杂税。前81年，“盐铁之议”，采纳贤良文学的意见，停止了酒类专卖，并罢不急之官，体民间疾苦。公元前74年，汉昭帝病死，因无子嗣继位，立昌邑王刘贺为帝。但刘贺“荒淫无行，失帝王礼宜”，只做了27天皇帝就被废黜。霍光和大臣们迎立流落在民间的汉武帝曾孙，18岁的刘病已为帝，是为汉宣帝（前74年—前49年在位）。汉宣帝先后使用的年号有：本始、地节、元康、神爵、五凤、甘露、黄龙。
汉宣帝即位后，为了彰显其“正统”，首先为其曾祖汉武帝立庙号，同时把反对立庙号的夏侯胜下狱，以震慑朝臣，树立了自己的个人权威。汉宣帝自知无法与霍光相抗衡，依旧让他主持国政，事事尊重，消除了霍光对他的猜忌和提防彩虹股份股吧。公元前68年，霍光死，汉宣帝亲理朝政，诛灭霍家，确立了他的绝对统治。宣帝特别重视地方长吏的选拔和考核，并下大力气整饬吏治。完善官吏“久任”制，官吏长时期在职，百姓更自觉服从其教化，社会得到安定。宣帝提倡节俭，抑制豪强地主，在边郡设立常平仓，通过政府收储粮食，调节市场稳定谷价。既能减轻过低的谷价对农户的伤害，又使国家常年掌握着一定数量的粮食储备，维持边防的稳定。宣帝进一步扩大太学规模，重视儒学。继昭帝时期霍光主持召开盐铁会议之后，宣帝又在前51年，在石渠阁召开了盛大的儒家经学会议，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在殿中大辩论。设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谷梁《春秋》博士白头神探1。司马迁的著作《史记》也得以公布开来。在边疆和民族方面，昭帝、宣帝继续巩固和发展汉武帝取得的成果。汉武后期匈奴虽然有所衰弱，不过经过连年战争，汉朝也损失很大。昭帝一方面重新与匈奴和亲，以改善双方的关系；另一方面高米迪战士，多次击败进犯的匈奴、乌桓等。昭帝还派傅介子出使出使西域，建立反匈奴联盟，并于龟兹（qiūcí）斩杀匈奴使者重生昊天上帝。公元前77年落日阁，斩杀亲匈奴的楼兰王安归，另立在汉楼兰质子尉屠耆为王，改国名为鄯善，迁都于扜泥城。公元前71年，汉宣帝联合与汉和亲的乌孙国大败匈奴，匈奴国力大为削弱。公元前68年，郑吉率西域诸国联军击亲匈奴的车师，迫使车师降汉。至此，汉几乎控制了整个西域地区。
至于汉宣帝时期的国力，我们这里可以简单的了解一下：
武功彪炳：设立西域都护府。汉宣帝时期，汉朝面积最大，直属的六百多万平方公里，加上西域都护府、北方鲜卑和匈奴故地，控制面积一说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一说二千五百六十万平方公里。
汉朝疆土东起白令海、鄂霍次克海、日本海、黄海，东海、琉球群岛及朝鲜半岛中北部，包括九州岛；北至北冰洋奇门药典录，西至中亚，西南至高黎贡山、哀牢山，南至越南中部和南海。这时候的汉人，民族自信心也达到空前。传说中的汉宣定胡碑更是震撼人心。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汉土！在《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中，班彪给刘秀的奏章中有“汉秉威信刘特良，总率万国，日月所照，皆为臣妾。”这些句子，印证了那个彪悍逆天的铁血时代。也留给后人无限遐想。我们之所以在昭宣时期的社会背景上多做介绍，因为星云镜在此时期极为盛行，特别是在宣帝时期。一个时期流行某一种艺术品一定与当时期的社会文化与社会风尚有密切的联系。星云纹镜在此时期如此盛行，一定是更贴近当时的社会风尚。星云纹镜在西汉时期无论是横向与同时期流行的镜种对比还是纵向与西汉早中晚期流行的镜种对比，都是非常特殊的存在，以简洁见整肃，锋利的乳钉更透射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凶悍之气，体现了威加四海的大汉民族雄强气魄。
汉武帝之后确定了儒家思想为汉王朝的主流统治思想，但汉宣帝则为一个披着儒家皮的法家，这点我们可以从宣帝与元帝的对话中看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太子刘奭曾对汉宣帝委婉地说：“陛下使用刑罚略有点过分了，应该多多重用儒生。”汉宣帝顿时变了脸色，厉声说：“汉朝自有汉朝的制度，本来就是‘王道’、‘霸道’兼而用之，怎能像周代那样单纯地使用所谓的‘德政’呢？更何况那班俗儒不能洞察世事变化，最喜好厚古薄今，连‘名’与‘实’之间的区别都分不清，怎能交给他们以治理国家的重任！”说完了这番话，汉宣帝又长叹一声道：“乱我家者，太子也！”而汉宣帝的这句话日后得到了印证，西汉王朝从汉元帝开始逐渐走向没落。统治阶级的思想一定程度上回影响社会民风，所以就不难解释具有法家霸王气的星云镜在此时期的盛行。
二、星云纹镜的源起及文化特征
同汉代早中期其它新出现的铜镜纹饰一样,星云纹的出现同样让人感觉耳目一新。但从纹饰演变的角度来看,星云纹镜却与草叶纹镜、连弧铭文镜等不同,并非全新的设计。从图案的形成特点分析,越来越多的出土实物都支持星云纹由蟠螭纹渐次演变而成的观点杀掉汝爱。《长安汉镜》中著录有两面螭龙纹镜,其连峰钮,龙身上突起的许多小乳钉,龙躯体呈“S”形,这些都与星云纹镜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而古代著述中的一些称之为蟠螭纹镜的铜镜,亦可称为星云纹镜,如《射阳汉鉴图释》第二三的“汉蟠螭竟”,就属于星云纹镜之属。
从蟠螭纹到星云纹,不仅在图案上有相似,在内涵上也有相通之处。蟠螭或者螭龙都是龙的一种,龙本身与天文星象有着密切的联系,四象之一的东宫就为苍龙宿（苍龙七宿又称东方青龙七宿，是古代中国神话和天文学结合的产物。角、亢、氐、房、心、尾、箕叶红汉，分别是青龙的龙角、咽喉、前足、胸、龙心、龙尾、龙尾摇摆形成的旋风，属性分别是木、金、土、日、月、火、水。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先后选择了黄道赤道附近的二十八个星宿作为坐标。因为它们环列在日、月、五星的四方，很像日、月、五星栖宿的场所，所以称作二十八宿。又将其按方位及季节和四象，分为东、南、西、北四宫，每宫七宿，分别将各宫所属七宿连缀想象为一种动物，以为是"天之四灵，以正四方"。古人将黄道附近的星空划分成若干个区域，称之为二十八宿，又将这二十八宿按方位及季节和四象联系起来木偶兽。张衡在《灵宪》中有一番描述:"苍龙连蜷于左暗黑巫师传，白虎猛据于右，朱雀奋翼于前，灵龟圈首于后。"东方七宿包括:角，亢，氐，房，心，尾，箕。）关于龙的原型,冯时先生认为商周时期的龙字,甚至龙的形象都源自苍龙星宿。(“古人观测天象,首先感知的自然是星的形势,先民以诸星组成的图像类似何物,便以该物为之命名。《周礼.考工记。轔人》:“龙旗九存,以象大火也。鸟旗七旃,以象鹑火也。熊旗六旃,以象伐也。龟蛇四游,以象营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从铜镜的用途来看,铜镜不仅仅是简单的生活用品,它还同日、天等祭祀有着密切的联系,其镜背的纹饰绝非随意为之。如铜镜的外圆与中心的方框就是采用古代天文的“天圆地方”之说为框架。在汉人心目中“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各种数量繁多的祭祀活动,充斥于朝野的阴阳五行之学,以及频频出现的彗星、流星都反映了当时这种共同的社会心态。在这样的心态下,天象便在人民的生活中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三辅黄图》记载,汉长安城“城南为南斗形,城北为北斗形,至今人呼京城为斗城是也。”因此不管蟠螭纹还是星云纹,都包含有佑福企样的意味。
而造成蟠螭纹到星云纹这种风格的转变,则与当时社会思潮和风尚的变化密切相关。综观西汉早、中期流行的铜镜纹饰,它一方面继承了战国铜镜的风格,另一方面随社会思想的变化而不断革新。汉初,在黄老之学指导下,社会生产在经历长期战乱破坏后得以迅速恢复,至文景之时,已经取得前所未有的显著发展。富足的生活,使得人民的思想也开始从对神仙鬼怪的幻想中脱离出来,开始追求一种享受现世又逍遥自在的超脱生活。与之相对应,作为思想的一种物化载体,铜镜纹饰也随着发生变化。如草叶纹镜将汉初“清静无为”的思想用大自然的花叶、草叶表达了出来,反映了人们在摆脱颠沛流离之后,对丰衣足食生活的向往。这一点与唐代花鸟镜的兴起有异曲同工之处。“见日之光”“长富贵,乐毋事“长乐未央”“日有熹”等铭文更是直接抒发了盛世情怀。这些变化都反映出这一时期的铜镜装饰纹饰开始由从过去繁缛神秘走向自然写实。这种转变不单单在铜镜纹饰方面,上文提到的汉长安城“象天设都”,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在规划方面就是采用了宇宙写实主义的手法。星云纹同草叶、花卉对大自然写实描绘一样,是对天文星象写实的艺术描绘。
星云纹镜中大体可以分为几大类：五星式星云镜、六星式星云镜、多星式星云镜、变形鸟纹星云镜。星云镜多采用四分法，较少的也出现过三分法，四分法运用在西汉大多数品类的铜镜中，例如西汉早期的变形龙纹镜；西汉中期的草叶纹镜，四虺镜及星云镜，西汉晚期的四乳神兽镜和四乳四神镜。除了对于铜镜纹饰的布局， “四分法布局”更有着它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史前社会，人们根据太阳周而复始的东升西落，于是以东，西两个方向作为定位基准，把周天大地都划为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四方’的概念成为社会的共识之后，人们在进行日神，天地的原始膜拜过程中，对漫天繁星的夜空也作了四方分野。通过长期的观察，用四方夜空中星座隐现和星座移位的规律来照应人世间的冷暖，灾祸，生死等现象。进入夏朝之后，对星空的观测实现了神灵化的命名和定位。将初春时候出现在东，西，南，北四方夜空中的星座形态分别幻化出“龙，虎，鸟，龟蛇”这四组动物造型，称为“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让它们分别主宰周天及大地的四方，后来又照应人间冷暖的周期性变化，让四位神灵分别掌管人间的四季。于是此后器物纹饰上的四分法布局在“标识方位”的基础上，又增添了“四方安定，四季平安”的含义。
五星式星云镜
六星式星云镜
多星式星云镜
变形鸟纹星云镜
可以这样讲,在“盖闻贤圣在位,阴阳和,风雨时,日月光,星辰静,黎庶康宁,考终厥命的哲学思维模式下，星云纹镜的出现代表了汉代先民对天文星象的终极关怀和对吉祥美好生活的向往。
注：本文内容整理于【青铜文化】铜镜群周四晚群内专题讨论，部分文字素材来源于网络由【青铜文化】整理，图片素材来源于北京景星麟风公司、中国嘉德拍卖图录与群内藏家分享，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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